刑事诉讼处分原则之“承认”的规范重构

在程序法中,“承认”是一种包含着权利处分的意思表示或者诉讼行为。因为具有“公私夹杂”的法律性质,刑事法中当事人对于权利的处分并不少见,却远没有形成一个规范的机制。刑事诉讼法学者在论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内涵问题时,鲜有涉及“承认”这一行为,而被追诉人的“承认”恰恰是刑事诉讼处分原则的重要体现。为了解决我国刑事诉讼传统的压制性手段与认罪认罚从宽协同型司法之间的抵牾,应当从保障被追诉人的处分权利出发,对刑事诉讼中的“承认”机制进行规范重构,明确“承认”的对象和内容、对“承认”表示同意的主体以及对“承认”的救济途径。需要明确的是,与民事诉讼不同,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引入处分原则,需要对其施加严格的限制,在尊重被追诉人处分权利的自由的同时,也要将权利的行使限制于合理的范围内。     

认罪认罚的主体性撤回及其司法处置

认罪认罚的撤回是被追诉人基于意志自由所作的主体性选择,理应受到尊重。司法实践中认罪认罚的撤回存在多种理由和情形,应当建立和完善认罪认罚的撤回机制。认罪认罚撤回在司法处置过程中,需要尊重和保障被追诉人主体性选择的权利,同时考察撤回权行使本身是否正当。对于滥用认罪认罚撤回权的,应当撤销认罪认罚协商程序,不再适用从宽制度;对于正当行使撤回权的,应区分不同事由分别开展程序回转和程序补救等司法处置。     

刑事合规评价构建的现实必要与制度衔接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我国的企业犯罪数量呈增长状态,尤其是民营企业的犯罪形势更加严峻。鉴于当前民营经济本身具有的重要性与脆弱性双重属性、在刑事合规领域适用检察不起诉权的有利契机以及刑法对于企业经营行为介入的强制性与有效性,检察机关应当加强对企业刑事合规评价的落实,帮助构建我国刑事合规制度。基于检察实践的经验,检察机关可以通过充分运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协商性与其强制措施的轻缓性、发挥检察建议的社会治理功能来促进刑事合规制度与相关落成制度的衔接,并推进刑事合规制度的构建与完善。     

刑事犯罪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之基层检视——以A检察院为样本

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举措,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创新。一方面,该制度是符合我国现阶段刑事犯罪结构变化这一现实国情的,能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犯罪、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另一方面其是遵循刑事诉讼制度发展规律的,有利于提升诉讼效率,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推动案件繁简分流。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具体司法实践中的应用推进,如何让其能更大程度发挥正面效应,本文以基层A检察院实践现状为切入口,展开相应的微观探析。     

认罪认罚刑事司法实践

现阶段,我国许多刑事案件的司法过程反映了我国司法方面的问题,例如：案子数量多、处理速度慢、专业法律人士稀缺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阻碍了法律事业的进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就诞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该制度能够节约以往繁杂司法程序所需要花费的时间,进而实现案件的高效处理,提升办案效率。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律需要不断完善与实践,认罪认罚制度发展迅速、态势良好,在处理刑事案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对我国司法改革有着积极推动作用。     

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分类精准”模式之提倡

量刑建议权是公诉权的应有之义,对于认罪认罚案件而言,检察机关提出精准量刑建议是量刑协商的根本要求,不仅不会侵犯审判权而且有利于审判权更加合理地行使,为实现审判中心主义创造条件,具有正当性基础。精准量刑建议包括确定量刑建议和"最小化幅度"量刑建议,按照认罪认罚案件的不同类型,遵循比例原则和诉讼经济原则之间的制约与被制约关系,并根据量刑建议精准化程度与程序简化力度之间成正比、与案件重大程度成反比的关系,构建出"分类精准"模式,分为速裁程序及有期徒刑三年以下简易程序案件的确定量刑建议、有期徒刑三年以上五年以下简易程序案件的确定量刑建议为主"最小化幅度"量刑建议为辅等五种类型。检察机关分类测算精准量刑建议时,在量刑基准上应坚持责任优先主义,根据行为的不法与罪责确定责任刑,并采取"点的理论"确定起点刑和基准刑,把认罪认罚作为独立的预防刑情节予以考量。通过建立与"分类精准"相适应的量刑指南、量刑协商、量刑建议说理、量刑调整等机制,提高量刑建议精准化水准。     

重罪协商的困境与路径探索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立法上并未限制案件的性质与轻重,实践中也覆盖了上至判处死缓的重罪案件,但各地对重罪协商仍持保守态度.重罪案件是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深水区,国内长期的政策性因素、制度定位以及刑事诉讼主体自身的因素都对重罪协商带来阻碍和制约.主观上,要树立重罪协商的指导性理念;客观上,要构建重罪协商可取得从宽的多元化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