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几点认识

党的十六大以后，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全局出发，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政治智慧、战略眼光和创新勇气。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央精神，深刻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自觉承担起和谐社会建设的历史任务。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起步

虽然说要想在一届政府任内在中国建立一个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比较困难,但是,如果从改革现行的财政习惯切入,当能有效加快这一体系的建设速度。2007年10月18日午间,中国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黄花乡黄花场村一组的一小块荒坡上,一对年过古稀的老人,脚上都穿着有些褪色的解放鞋,弓着腰,在一锄头、一锄头地刨红薯。老妇人一头白发扎着黑色的发箍,远远看着特别显眼。他们是黄花场村一组的农民苏贤贵和熊祥英,分别是74岁和81岁。     

21世纪初韩国知识分子的东亚论

韩国人的东亚意识最早出现于19世纪后半期，但这一时期尚未形成关于东亚的主体观念，也未将之付诸实践。随着韩国经济实力的增长，进入1990年代后，尤其是新旧世纪交替之际，韩国知识界展开了一场东亚论争。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在民族原型中寻找文明共存之路；地缘文化的东亚和平论；超越中华主义和东洋主义的东亚均衡论；作为知性实验的东亚。另外，韩国一些学者还从地域性和民族国家两个方面反思和批判传统的东亚论。韩国的东亚论对我国社会科学界的启示是：有必要在历史的脉络中考察中国的传统天下体系与民族国家体系之间的关系；中国研究需要“他者”的眼光。     

联系统战实际学习“纲要”的几点体会

通过联系统一战线工作实际,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全面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神实质:1.对统一战线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有了新认识;2.对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合法性、有效性有了新认识;3.对统一战线必须与时俱进有了新认识;4.对怎样做一个新时期合格的统战干部有了新认识。     

从法案到法：程序及其完善

从法案到法的阶段 ,是指“由法案提出直到法的公布的一系列正式的立法活动所构成的立法阶段” ,它是立法主体通过法定程序产生正式立法文件的阶段 ,须经历提案、审议、表决、公布四项主要程序。(一 )提案阶段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立法程序及其完善所谓提案 ,是指享有立法提案权的机关或个人 ,依据法定程序向有权立法的机关提出关于制定、认可、修改、补充、废止规范性立法文件的活动[1] 。其核心内容是立法提案权的归属和行使。根据《地方组织法》的规定 ,有权向拥有立法权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立法议案的主体有 :大会主席团、常委会、各专门…     

谁来监管国企破产

由于监管主体的模糊不清和制度设计的缺陷,一些处于破产与改制过程中的国企常常成为少数人吞噬国资的盛宴,淄博电器设备总厂的破产就是一个典型的样本正在开发的"淄博首席别墅级景观名宅—"城市风景",位于这个城市的中心地带。今年五十多岁的石广元,生活极其穷苦,几辈子也买不起这样的"高尚住宅",但他还是忍不住经常来看上一眼。眼看着5座大楼在一天天长高,他心里有说不出的苦涩。     

公证机构战略研究系列之四：公证机构战略之SWOT模型分析 公证机构战略研究系列谈

《孙子兵法·谋攻篇》里说：“知己知彼，百战不贻；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公证机构的战略谋划亦是如此。无论是宏观PEST环境分析，还是中观行业环境的五力模型分析，均属于公证机构外部环境的“知彼”范畴。正确的战略选择还将取决于对公证机构内在条件的分析和把握，做到“知己”，也就是古希腊神庙中的警示名言“认识你自己”。只有同时做到知己又知彼．恰当的战略制定才成为可能。     

骗购外汇犯罪若干法律适用问题探讨

一、据以研究的案例案例一 :1997年 9月 ,王某以天津鸿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名义承包了中国人福新技术开发中心进出口三部 (以下简称“人福中心”)。 1997年 9月至 1998年 5月间 ,王某先后从他人和公司的用汇客户处 ,以高于国家外汇牌价的价格 ,汇集购买外汇的人民币 10 .9亿余元。后用其中的人民币 2 0 0余万元 ,向他人购买伪造的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 30 0余份 ,并组织他人利用计算机及相关技术印制厂与伪造的报关单相配套的假合同、提单、发票等 ,在伪造的合同等单据上加盖私刻的印章并伪造了中英文签名。王某利用 2 84张伪造报关单及配套…     

政协建议得到采纳 常州进一步加强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建设

日前,中共常州市委出台《关于建立健全多元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意见》,并召开专题会议进行动员部署。这是市委采纳市政协建议,以"大调解"为基础,综合运用多元主体、多种方式和专业化调处方法来应对社会矛盾多样化、专门化和扩大化趋势,将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制度化的重要举措。     

变革 转向 契机——看台湾艺术新世代

台湾新世代艺术家们在面对这样一个不确定的年代，似乎本能地变得非常地自觉，自觉到个体和他者、历史和社会等诸关系的角力。这种创作主体的高度自觉已从”艺术是什么”的本质论思维转变到“艺术可以是什么”的认识论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