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研究中苏大论战的创新之作——评《中苏大论战及其经验教训研究》

发生在20世纪中叶的中苏两党大论战,是一件涉及范围广泛、影响极其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直接和间接参与这场大论战的包括了当时世界五大洲的100多个共产党,论战的时间长达十年之久(1956—1966),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对新的国际政治格局的形成,对当事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之进行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岁月台湾（6）

1977乡土文学论战 1977年,有关台湾文学精神内涵的辩论达到高潮。就如同任何事物的演变过程一般，大规模、密集的观念冲突通常是新时代降临的前奏，反映着过去所累积的问题以及未来的修正方向。这一场文学史上所你的“乡土文学论战”出现的时机，正是台湾内外发展的转折期。     

网络论战的自由及其界限

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和网民参与意识的提高,网络论战现象日益频发。作为言论自由最为激烈的表达方式之一,网络论战有其存在的理论基础。除去其积极的一面,口水战、指责、非难等等也成为网络讨论中的杂音异符,极大地降低了网络论战的品质,无形之间也触及了法律的底线。本文从网络论战的特征入手,通过深入分析加深对当前网络论战的现状理解。其次,从言论自由的角度并结合其特性分析其自由及限度。最后,以其形成机制为基础对规制网络论战提出可能的制度构建。     

"社会主义论战"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20世纪20年代发生的"社会主义论战",对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社会主义论战"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者指明中国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进一步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较为明确地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及其他社会主义的界限.同时,也不切实际地认为中国在当时应当立即消灭资本主义而实行社会主义,对中国国情和革命性质的认识还不够准确,对当时世界革命形势的判断过于乐观.可贵的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停止探索的脚步,不断寻求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正确答案,逐步改正不切实际的认识,制定出引导中国革命通向社会主义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迈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极为重要的一步.     

论邓小平统战理论创新的方法

邓小平统战理论创新的根本方法是唯物辩证法。邓小平运用“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的矛盾”、“现象和本质”、“量变与质变”等对立统一的规律和原则,观察和分析中国统一战线的历史和现实,对统一战线中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了新的理论结论。邓小平统战理论创新的方法又具有多样性,集中在“新”字上作文章,以新思维、新视角、新思路、新理念进行创新。学习邓小平统战理论创新的经验,对开拓统战理论的新境界和统战工作的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学理探源——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有益成果的吸收

如同历史上经典理论起源都具有相应的学理基础和实践背景一样,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起源也有其必要的前提,这个前提大体上可分为三个层面:其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所提供的基本原则;其二,中国革命所提供的实践经验;其三,对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有益成果的吸收。在专门论及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的研究成果中,大都关注前两个层面,而对第三个层面的讨论,则较为鲜见。探究新民主主义理论起源,“论战”是不应绕过去的,因为“论战”有关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在基本理论分析、理论研究方法、最终争论结果等方面,都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最后形成,提供了宝贵的学理资源。     

科学解读《黄帝内经》(前序)

重提20世纪初的科玄论战世人都认为《黄帝内经》是一本中医书,只有学中医的人才会去读,更有人认为《黄帝内经》是一本天书,有一个中文系的博士生就说过,"我什么类的书都看过,就是不敢看《黄帝内经》,这本书的书名就已经让我望而怯步了"。问题就来了,如果《黄帝内经》仅仅是一部专业医书,又何必用"黄帝"来命名呢?中国历史上以帝王名...     

不同世代的精神共鸣——“现代艺术论战”中的徐复观与刘国松

20世纪60年代的台湾“现代艺术论战”,是中国美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徐复观和刘国松对现代艺术的态度、艺术的本质及艺术创新的方式上有着不同的理解,但他们在中国画的传统、技术在绘画中的地位,绘画的功能,庄学对中国艺术的影响及中国画现代化的路向等方面实有着诸多的精神共鸣,对这两个世代在社会转型期的美学选择和价值取向进行总结和反思,对中国画的现代化和中国文化的现代创新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曹刿论战与长勺大捷

长勺之战,发生于周庄王十三年（公元前684年）春天,它是春秋初年齐鲁两个诸侯国之间进行的一场车阵会战,也是我国历史上后发制人,以弱胜强的一个著名战例。     

“南陈北李”与五四时期的三次论战

同为中国革命的先驱者．陈独秀与李大钊走过的革命道路和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作用却有所不同。李大钊被害后，陈独秀曾自称“南陈徒有虚名，北李确如北斗”，但是，毋庸置疑，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进程中，陈独秀与李大钊充当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两大推手，以至于出现“南陈北李”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