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光”到“银广夏”——证券市场虚假信息披露的民事赔偿离我们还有多远？

虚假信息披露是制约我国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一大痼疾,对它的治理必须多管齐下。目前对责任人员追究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消息屡屡见诸报端,但对他们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还不曾耳闻。值得庆幸的是投资者的权利意识正日益加强。1998年12月14日,一投资者姜某向上海浦东新区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红光公司及其高级管理人员、国泰证券(上市推荐人),中兴信托(主承销商)和相关中介机构赔偿因披露虚假信息给自己造成的损失。但不幸的是法院以一个自相矛盾的裁定驳回了原告的起诉。     

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政策研究

股利分配政策是公司财务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我国股份制改造的不断推进和上市公司数量的不断增加，股利政策日益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重视。股利分配与否以及如何分配，既关系到股东的经济利益和福利水平，又关系到公司的未来发展。理想的股利政策应该是在股东利益、企业价值和企业可持续发展之间求得某种平衡，所以股利政策的研究也具有非常现实的经济意义。本文从股利政策基本概念出发。对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现状及其负面影响追行了分析，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完善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理性化的对策和建议。     

价值投资理性与方法

价值投资是在市场上寻找公司市值或金融投资工具市值跌破其内在价值的机会,进行相应的公司购并、金融投资工具购入并长期持有,以期获得投资收益的长线投资行为或战略投资行为。价值投资理念是成熟的证券市场所必须的投资理念,价值投资方法应当得到应有的重视。     

努力完善证券欺诈的民事责任立法

为进一步规范证券市场，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目前，中国正在对现行《证券法》进行全面的修改．修改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完善上市公司的监管制度，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加强对证券公司监管，防范和化解证券市场风险；完善证券发行、证券交易和证券登记结算制度，规范市场秩序；完善证券监督管理制度，增强对证券市场的监管力度；完善证券欺诈的民事责任制度，保护投资者的权益。其中，修改草案增设了有关证券欺诈的民事赔偿责任的规定，填补了现行立法的一个空白，值得关注。     

关于《律师法》修改需要重点解决的几个问题

众所周知，诉讼法与律师密切相关，律师是诉讼法的运用者，也是诉讼活动的参与者。律师诉讼业务离不开诉讼法理论的指导。律师制度的健全与诉讼制度的完善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丁陈反党小集团”冤案始末

中宣部原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琏在《共和国重大事件决策实录》一书中撰写的《丁、陈反党小集团案的内情》,披露了当年丁玲、陈企霞被打成“反党小集团”的经过和内情。他在文章开头写道:“我作为处理这个案子的参与者,冤案的知情人,有责任将内情公之于众,留给后世。”1955     

对证券业形势的五个基本判断

判断之一：证券行业已进入“常规状况”，行业内因开始发挥主导作用。今年是证券市场、证券行业的第20个年头。前17年证券行业一直处于一个“非常状况”，主要表现在：行业外部因素大于行业内部因素，由于外部因素大，整个行业基本上处于“靠天吃饭”的状况；一些重大外部因素往往导致市场巨幅震荡，     

完善我国网上证券交易监管制度的构想

网上证券交易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是指投资者利用互联网络资源,获取证券的即时报价,分析市场行情并通过互联网委托下单,进行的一种实时交易。网上交易大大简化了传统证券交易的流程,打破了时空限制,使投资者得到了空前丰富的信息,促使券商良性竞争,为证券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然而,互联网通讯所独具的超链接性、开放性、分散性、匿名性等特点也使网上证券交易的风险增大,交易风险、结算风险以及其他方面的风险,给证券监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问题和挑战。控制证券市场风险是维护一国金融体系稳定的重心之一,而网上证券交易凸现的高风险特征…     

黄敏助先生谈台湾证券市场

台湾证券商业同业会于1998年1月正式成立,1999年合并了台北市和高雄市两家证券公司,成为台湾证券业唯一的同业公会组织。台湾证券商业同业会应宋庆龄基金会邀请来北京参访。参访期间,本刊记者采访了该会理事长黄敏助先生。     

政策供给与中国证券市场制度变迁

中国证券市场是典型的“新兴 转轨”市场,经济、金融结构的不断演进,使作为融资体制的基础性制度安排的股票市场也不断处于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在转轨国家中,政策供给是政府制度供给的重要手段。由于无论是市场还是政府,在现实经济中都有其作用的边界,政府通过相关政策的提供和执行进行股票市场监管成为各个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而新兴市场国家的政府在发展股票市场中则要履行培育市场发展和监管市场的双重职能。中国股票市场的制度变迁总体上说是属于渐进的,它既有利于政府能灵活根据现实的经济和政治环境,对制度安排进行适应性调整,保持与原有制度的相对稳定和有效衔接,较快地发挥了制度的效应,也可能导致行政力量在市场中的深度介入,另一方面政府有限理性的认知特征决定了政策使用的持续性政策本身成为影响股价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应通过规范政府行为,改善政策形成机制来提高证券市场政策有效性。本文运用制度经济学、公共政策理论对中国证券市场政府行动逻辑及其影响做出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