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犯罪的受害人能否获得精神赔偿

赵某之子在车祸中受伤，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驾驶员刘某因负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而被检察机关以交通肇事罪提起公诉。法院审理期间，赵某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要求刘某赔偿医疗费、丧葬费、死亡补偿费等损失。法院经审理，依法判处刘某有期徒刑，民事赔偿部分唯有死亡补偿费不予支持，理由是死亡补偿费是精神抚慰金的方式，根据有关规定，不属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部分赔偿范围。该案判决生效后，赵某又另行提出民事诉讼，要求刘某赔偿其精神损失．即死亡补偿费。对此应如何处理，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     

论刑事证明标准的完善

刑事诉讼作为对过去发生的案件的回溯过程是通过证据来实现的.确立可操作的、符合诉讼规律的证明标准,是准确地进行证明活动、实现诉讼目的的重要前提.随着控辩式庭审方式改革的推进,对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国家刑事证明标准研究的深入,以及对我国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证明标准的反思与检讨,一向被认为具有坚实理论基础的证明标准具有了某种不现实性与理想化倾向,刑事证明标准需要完善.     

论确立《廉政法》责任主体必须突破的几种观念

廉政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突破传统观念,特别要在《廉政法》的责任主体确立上有所创新。     

公司社会责任对传统公司理念的继承与发展

传统的公司制度是一种容许和要求公司管理者倾其所能为股东谋取经济利益的制度。而公司社会责任理论则要求公司管理者在为股东谋取经济利益的同时兼顾社会公众利益。表面看公司社会责任理论似乎是对原有公司制度的一种违背和颠覆,其实质是对传统公司理念的一种继承和发展。它为公司制度的存在提供了新的合理性基础。我们主张公司的社会责任并不是从根本上否定公司的营利性,而是认为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应当顾及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使这种营利性能够更好地为整个社会服务。     

学生伤害事故中学校过错的举证责任分配

学校对学生伤害事故应负过错责任,但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对学校的过错没有规定由谁承担证明责任。本文在分析证明责任分配和证明责任倒置的有关理论的基础上,认为学校应对自己的无过错负证明责任。     

普通法关系性经济损失中的排除规则

关系性经济损失是普通法中疏忽侵权范畴内纯粹经济损失的一种类型。在处理关系性经济损失归责的问题上，排除规则具有主导的影响力，但现在已受到较大的挑战。本文介绍了排除规则的具体运作政策背景，并以三个经典案例描述出近年来排除规则运用上的变动轨迹，最后以TestbanK案引伸出排除规则在海难油污案件所受到的冲击。     

监督：唤起社会责任

“人民大众创造了历史，因而也是社会历史的主人。”今年，市人大在提出“四项监督”时，充分考虑到市民的主人翁地位，从市民的利益出发，精心挑选了与之休戚相关的四个项目：科技进步、食品安全、维护劳动者权益以及水环境保护作为执法检查重点。那么，四项监督究竟遭遇到了哪些社会弊病?作为强大社会力量的市民又该如何呢?     

环境侵仅责任中的排除危害

排除危害和赔偿损失是我国环境侵权的民事责任,其中,排除危害包括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与损害赔偿具有的事后补救功能相比,它起着预防损害之作用。传统侵权法注重赔偿损失,在环境侵权领域应倡导排除危害之广泛适用。但是,排除危害在具体适用时,又必须对侵害者与受害者之间对立的利益进行平衡。     

证券欺诈中注会师的民事侵权责任研究

作为“经济警察”的注册会计师，被公认为证券市场的“看门人”，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财务判断，只能依据注册会计师出具的财务审计报告。但近年来，随着琼民源、红光实业、黎明股份、郑百文及银广夏等公司的纷纷落马，为之造假推波助澜的注册会计师也逐一浮出水面。注册会计师如此明目张胆的欺诈行为，应该承担什么民事侵权责任？本文试做初步探讨。一、承担侵权责任的法律依据在我国，确定注册会计师承担民事侵权责任的法律依据主要有《证券法》、《注册会计师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三个司法解释。《证券法》第１６１条规定：为证券的发行…     

构建法治政府笔谈（五篇）——责任政府与政府责任

国务院发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提出,经过十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建设法治政府,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本质要求;是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需要;是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提高行政管理水平的根本途径;是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什么是法治政府,法治政府的基本内涵和特征是什么,如何建设法治政府,这些都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探讨。为此,本刊特组织刊发一组文章,从不同角度对建设法治政府问题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