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网络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基本内涵、特征和价值

构建中国特色网络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特色网络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新样态、新概念、新范畴、新范式,理应成为一个严谨的学科概念、学术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网络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核心要义、本质特征、独特标志、主要内容。中国特色网络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本质上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表达体系、思想阐释体系、价值引领体系,具有鲜明的价值观表达、阐释、整合、传承价值。     

新时期高校学生党员教育话语转换探析

高校学生党员教育一直以来与思想政治教育有着十分密切联系,本文从新时期背景下去解读高校学生党员教育话语转化的马克思主义之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躯、习近平新时代思想之核,剖析内卷、弱化、失真、离散等问题,以探索高校学生党员教育话语中平等对话、现代服务、说理式、有的放矢的转型,使其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占据话语的主导地位。     

论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

党的二十大,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这表明二十大报告意义重大、内涵深刻、影响深远。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二十大报告是一篇重要文献。深入学习研究二十大报告,发现贯穿其中的一个大逻辑,就是中国式现代化逻辑。它包括生成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世界逻辑。生成逻辑,就是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聚焦于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探索和实践是这一创新突破的基础,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根本性的创新突破都聚焦于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这意味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创新突破和成功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起点是十八大以来;理论逻辑,在于第一次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实践逻辑,就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世界逻辑,就是中国的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发展历程中的地位经历了从“世界失我”到“世界有我”再走向“世界向我”的历史演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贯穿二十大报告的...     

中国人的说理文化与公共生活

如何在缺乏深厚说理文化传统,同时又被20世纪的意识形态迷雾影响过的中国,滋养一种新的说理文化来培养健康的公共生活,是困扰当今知识界的重要议题。说理,是政治辩论、公共生活和私人交往中常见的一种现象。说理意味着一种表达和聆听,预设着双方彼此尊重对方的智商和人格,除了"求同",其实也应该"存异",甚至"求异","异"才丰富了说理者自身的知识和文化。即     

从容淡定 体味坚强——读史铁生《病隙碎笔》有感

最初知道史铁生,是因为他自称自己"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非常好奇在持续的病痛折磨之下,他表现出来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心态呢?看了他的《病隙碎笔》,却丝毫感受不到他是一个长期受病魔折磨的残疾人,透过他清晰的思维可以看到他乐观的态度,睿智的话语更能体会到他的从容淡定。闭上眼,想象他写作过程中三天一次的透析,这,对于常人来说已经是很不     

菲律宾南海话语的法理论证:理据、说服与解构

菲律宾对南海话语进行国际法包装,以增加与中国在双边谈判中讨价还价的筹码,提升话语权。菲律宾称南沙群岛为“卡拉延群岛”,提出“克洛玛发现‘自由地􀆳”“‘无主地􀆳先占原则”“邻近即主权”“时效原则”“国土安全原则”“有效占领”等理据。菲律宾通过诉诸逻辑、情感、权威与信誉等方式,对其南海话语进行论证,主要体现为援引事实、案例与国际法,诉诸小国悲情意识,诉诸权威法庭与人物等方式,试图获得话语主动权。但菲律宾的法理论证存在断章取义、事实错误、避重就轻、前后矛盾的地方,需要加以解构。中国应将历史证据与现代国际法理据更好地结合起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话语体系的跨语际实践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话语体系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是当代中国凝聚社会共识,参与全球治理的文化名片,建构、翻译与传播具有丰富内涵以及高理解度的核心价值话语是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理论话语的建构、翻译与传播是其跨语际实践的三个有机步骤,三者之间虽有时间上的先后之分,但并非构成简单的线性序列。包括核心价值观在内的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的有效传播需要将翻译视为利用另一种语言对源语概念进行跨语阐释的实践活动,其结果有助于我们跨越汉语从另一种视角重新审视并界定我们的源话语,从而是另一种形式的话语建构。此外,还需要根据受众的反馈来调整源话语的表述方式,从而使建构、翻译以及传播构成一个动态的、螺旋上升的闭环。这种动态的跨语际话语实践观有助于我们获得一个更加宏观的视角来审视我国对外话语体系的翻译与传播问题,以期为当前复杂国际形势下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     

论中国外交话语体系中的“地缘政治”

自20世纪80年代起,"地缘政治"在中国外交话语体系中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逐渐接纳与单一寓意时期、广泛使用与两种寓意并存时期、反复调试与拒斥时期,在这三个阶段中"地缘政治"始终未能成为中国外交话语体系中的高频词语和主流的战略性概念,而自2015年以后,"地缘政治"在中国外交话语体系中开始被强烈拒斥。究其原因主要有四:首先是因为"地缘政治"这个概念歧义过多且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其次是因为"地缘政治"不符合外交话语上升为外交话语权的条件;再次是由于近期部分国家对中国的一些对外政策和行为感到疑惧,在外交话语中拒斥"地缘政治"能够增信释疑;最后是由于地缘政治因素的效用被各种新因素、新条件所削弱,古典地缘政治逻辑和思维还能否适应当代与未来存在着较大的疑问。但是本文认为地缘政治因素在当代并未失效,只是其维度变得更广、内涵更加复杂,古典地缘政治逻辑和思维对大国的决策层仍然有着较大的影响。对此,中国在外交话语体系中拒斥"地缘政治"而高举"全球治理"大旗的同时,一方面应充分认识到周边大国对地缘政治问题的特别关切,另一方面,应坚持和完善本国即将形成的海权强国的地缘政治身份,积极引领地缘政治与全球治理相结合。     

知识分子话语的在场——论张天翼的小人物题材小说

1930年,由于历史语境的剧烈变化,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遭遇冷落的局面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张天翼的小人物题材小说通过对新语境中国民性改造主题的观照与书写,以及在"向上爬"小人物形象身上实现的社会和文化批判,宣示了20世纪30年代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在场,这既是一种独立的姿态,又是一种给予民间大众话语的善意警示。     

《新青年》的革命话语与中国共产党革命意识的生成

《新青年》杂志中的“革命话语”承续近代中国知识界关于“革命”的理解与认知,随后则聚焦于“文学”,掀起“文学革命”,揭开了近代中国思想启蒙之序幕。然而,在面临中华民族的深重苦难时“文学革命”的力量显得过于苍白。《新青年》“革命”话语遂从“文学革命”渐转向“社会革命”,即“十月革命”“阶级革命”以及“劳工革命”等话语形式。1923年后,在国共合作的大局中,《新青年》之“社会革命”话语具体表现为“国民革命”。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关于实现未来理想社会的科学途径——阶级斗争——亦随之成为《新青年》革命论述的核心话语。中国共产党革命意识亦随之得以生成并融入革命实践,并且深刻地影响着现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内容与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