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执行人的变更与追加

申请执行人是指依据生效法律文书确认享有一定权利并依照法定程序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从而实现其权利的当事人。申请执行人分为直接申请执行人或代位申请执行人。直接申请执行人即执行依据中明确确认的权利人。代位申请执行人即因直接申请执行人消亡由法定确认其继承权利的法律意义上的新的权利人。     

论鲁迅的当代启示意义

鲁迅对当代中国社会及知识分子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启示意义:首先在于他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其次是他强烈的自我意识和鲜明的人生态度,再次是他高度的责任意识和崇高的牺牲精神。鲁迅的思想和精神是不朽的。     

办好“三会一节”尽展广西魅力

今年10月31日至11月3日,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纪念峰会、第三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第八届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将在广西首府南宁隆重开幕。“三会”同期在广西举办,是党中央、国务院对广西的高度信任、关怀和支持,是我国周边外交和中国与东盟关系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区必须紧紧把握住的重大机遇。“三会”是高规格的国际多边活动,是党中央、国务院交给广西的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也是对我区工作的一次严峻考验,我区各级各部门必须进一步统一思想,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认真策划,精心组织,…     

浅析认知语境在英语听力理解教学中的作用

本文以认知语用学为研究基点,探讨了认知语境对提高英语理解尤其是听力理解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并以历年全国大学英语四级水平测试听力理解全真试题为语料,分析了如何利用认知语境进行正确的听力理解,并且对于如何在听力教学中建立和使用认知语境提出了建设性建议.     

论苏区精神

苏区精神是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方志敏等领导培育形成的一种伟大革命精神。其内涵博大精深,归纳起来就是"坚定信念,求真务实,执政为民,艰苦奉献,廉洁奉公,争创第一"。其中最具中央苏区原创特色的是"求真务实、执政为民、廉洁自律、争创第一"。它是中国革命精神史上的一座不朽丰碑,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井冈山精神在苏区时期的深化和发展,是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的先河和源泉,在中国革命精神链条中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大力弘扬苏区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综治进民企”的经济学解读

浙江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进入民营企业的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并为兄弟省、市、区所借鉴。“综治进民企”是新形势下化解社会矛盾、防范社会风险、促进社会稳定的重大举措。从理论上深刻认识综治进民企的经济学、社会学意义,有利于我们进一步统一思想,增强共识,从而更加自觉地推进这项工作,完善“综治进民企”的长效机制。和谐企业是和谐社会的基础“综治进民企”的目的是使民营企业成为和谐企业,从而构建和谐社会的微观基础。利益和谐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关键。马克思指出,“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     

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导价值观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导价值观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等基本内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主导价值观,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和教育;二要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构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三要培育文明道德风尚,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     

民国时期法学的“全球意义”——以三种法理知识生产为中心

民国时期某些法理知识生产具有“世界化”的特点。对这种特点进行探讨,可以深入理解民国时期法学的“全球意义”,可以深入理解这些生产和其时多元微观中国法律法学活动因素的相互关联。最为重要的是,这种探讨,以及对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联的理解,可以确立一种对近现代中国法学的新型认知模式。     

恩格斯“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与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再读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通过梳理和分析恩格斯“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思想,认为恩格斯基于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基础上的这一思想有两个先在预设,即劳动的先在性和人的社会性的先在性。劳动的先在性是一种逻辑先在;人的社会性则直接来源于我们的猿类祖先是一种社会化的动物。然而后者是尚需科学考证的问题。现代生物学的研究成果及未来学和系统哲学的研究表明,“人是怎么来的”问题不仅是一个自然科学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它关涉到人类的生存意义和价值、人类的行为规范以及人类的发展方向等深层问题。     

法律文化的语义、语境及其中国问题

法律文化的概念具有独特的含义,是指特定社会中植根于历史和文化的法律价值和观念。法律文化与文化和法律制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法律文化可分为内行法律文化与外行法律文化、官方法律文化与民间法律文化、主流法律文化与非主流法律文化、本土法律文化与外来法律文化以及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律文化。在当代中国法治的发展中,法律文化与法律制度之间以及不同法律文化之间存有冲突,我们应采取新的路径整合这些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