诱惑侦查定位之辩——实体法与程序法之争

诱惑侦查,归根结底是一种侦查手段,与程序法上的正当程序、非法证据排除等问题息息相关。然而,在法学理论界,对诱惑侦查应从实体法上的违法性阻却事由对其进行分析亦或是从程序法中的正当程序原则出发对其进行分析和规制存在各种不同的见解。倾向于将诱惑侦查问题划归《刑事诉讼法》的范畴,认为诱惑侦查行为应当划归为侦查行为的一种。只有从程序法治的角度出发对其进行分析和认识,才能正确掌握诱惑侦查的实质。     

我国诱惑侦查的法治化思考

诱惑侦查作为应对新型犯罪的有力手段，在我国侦查实践中被广泛的使用，但相应的立法规范却非常缺失，因此，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基于法的价值分析，诱惑侦查有确立的必要性，我国应当尽快立法完善诱惑侦查制度。     

“钓鱼式执法”可以休金

“钓鱼式执法”也称“诱惑侦查”或“诱惑取证”，面对贩毒、贿赂、伪造货币、洗钱等“无被害人犯罪”日趋隐蔽化、复杂化和智能化的现状，世界各国执法机关必须使用“诱惑侦查”的手段，否则往往难以破获，比如警察扮演瘾君子向毒贩购买毒品。但“诱惑取证”的目的是取得那些有违法意图、违法行为者的违法证据，而不是引诱、教唆那些没有违法意图的人去违法，否则就违背了执法的正义初衷，沦为“执法钓鱼”、“放倒钩”，或者叫执法圈套。     

毒品案件侦查中控制下交付和诱惑侦查之解析

控制下交付和诱惑侦查作为司法实践中最常用而有效的特殊侦查措施,在遏制、惩处毒品、走私等犯罪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新刑事诉讼法对控制下交付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但对诱惑侦查仅进行了概括的授权。对于控制下交付,应当在适用主体、前提、目的以及审批方面进行规制;对于诱惑侦查合法性的判定标准,应坚持主观标准为主、客观标准为辅的原则。     

认识错误与被诱惑者的刑事责任问题

刑法理论上所讲的认识错误与诱惑侦查中被诱惑者的认识错误是不同的，警方是否对行为人认识的对象施加了某种影响，成为上述两种不同认识错误得以区别的根本原因。由于警方的介入，行为人与被侵害对象之间的正常行为接触受到了干扰，这种干扰对行为人刑事责任的有无以及程度大小会产生相应影响。     

我国警察圈套抗辩陷入困境原因分析

2012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1条第1款已然将"诱惑侦查"纳入立法规制之中。其实,诱惑侦查在我国刑事侦查活动中早已大量运用,并且在打击犯罪、保障人权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然而诱惑侦查一旦运用不当,就会侵犯公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成为"警察圈套"。侦查程序的高度封闭性、立法规定的空白、裁判者难以作出无罪判决或终止诉讼程序的判决三方面的原因使得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警察圈套抗辩陷入困境。     

儿时的春节

儿时，最巴望的，就是过年。 饱满的瓜子花生、花花绿绿的新衣裳、香喷喷的鸡鸭鱼肉……于我们都有着巨大的诱惑。在这种诱惑的作用下，几乎当第一枚落叶在窗前翻飞时，我们就会掐起指头，认真计算起距离过年的时间了。那份心情是急不可耐的，甚至梦里也时常反复着过年时的情形，常常笑着从梦乡甜蜜地醒来。     

刑法视野中的“诱惑侦查”

诱惑侦查可分为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与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前者是合法的、狭义的诱惑侦查,其以结果无价值和法益衡量说为法理基础而合法化;后者是非法、广义的诱惑侦查,其表面上符合陷害教唆但实质上应属于滥用职权罪。将刑法原理引入侦查学领域,有利于增强侦查学的学科基础。     

被“彭宇案”诱惑的“缺德”

近期,一批所谓“彭宇案”及其判决受到舆论的持续关注,并被认定为“道德滑坡”、社会冷漠的原因。似乎在一切人际碰撞中,老年人都倾向于讹钱,而年轻人都是助人为乐者。这种看法其实很粗鄙,客观上,它替我们社会的道德冷漠找到了一个牵强的借口。     

诱惑侦查的正当性及其适用限制

权利对权力体制的构建是现代国家的逻辑起点,也是权力行使的边界。以社会契约论为核心,通过权利让渡、防御救济、刑罚目的等方面可看出诱惑侦查在法律上和道德上皆具正当性。当然,作为"必要的恶",符合必要性标准、比例标准、意志自由标准和法定程序标准是其正当适用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