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继承与发展刍议

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继承与发展的重要前提,是对文本的精确研读,同时还要研读与文本有关的通信及相关资料。其次,在正确理解和领悟其重要论断和结论的同时,要重视其方法的研究,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再者,对经典理论继承与发展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是现实的实践,理论在满足现实实践需求的同时,又在新的实践中实现自身的创新与发展。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理解与适用

2018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认罪认罚从宽确立为一项重要诉讼原则，并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行了系统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在吸纳先行试点经验基础上成功立法的典范，准确理解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必须进一步厘清试点过程中反映出来的实体认定与程序适用方面的问题。严格依法认定认罪、认罚与从宽，改进值班律师制度、规定程序转化机制以确保认罪认罚自愿性，正确把握量刑建议的性质、完善量刑协商程序，优化审查起诉模式，确保证明标准不降低等，对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准确适用具有重要意义。     

论《邓小平年谱(1975—1997)》的协商民主思想

《邓小平年谱(1975—1997)》涵盖了邓小平领导全党以及全国各族人民排除艰难险阻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壮阔历程,为社会各界人士了解研究邓小平理论提供了重要载体,是探究其协商民主思想的一个有效路径。该年谱蕴含的协商民主思想,大致包括如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人民政协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实行互相监督的重要形式;二、依托统一战线搞好政党协商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至关重要;三、协商民主要在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实践中做出积极贡献。这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协商民主建设,仍然大有裨益。     

检察官主导下的协商性司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理论考察

从比较法的视野上来看,协商性司法呈现出两种典型模式,即美国的控辩协商式和德国的法官主导式。与前两者不同,我国推行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在检察官的主导下进行的,检察官对协商的过程和结果起到了控制性的作用。诚然,这与我国检察官所处的诉讼地位与肩负的法律职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为了防止检察官与被追诉人在协商过程中的差距过于悬殊,有必要从转变价值观念、调整协商主体和加强司法干预入手,实现从检察官的完全主导走向有限度的主导。     

治安防范与紧急应对统合管理机制初探——以浙江省义乌市公安局为例

目前治安防范与紧急应对工作存在着衔接配合不紧密、互补转换不到位的问题,统合管理机制的不健全,影响警务协同,影响整体效能的发挥。主要原因是专业队伍划分过多过细,造成统合难度和成本的加大,以及专业技术力量过于集中,造成基层实战一线专业技术能力薄弱。义乌市公安机关在此方面进行了改革创新,加强了以派出所为主体的综合性业务建设和队伍建设,取得了较好统合管理效益和社会效益,为我们提供了有益借鉴。     

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演进的历史逻辑

从总体性二元合一走向分化性二元合一,解决分化与耦合两个方面的问题,是中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演进的总体态势。运用结构功能主义视角,可以发现,演进历经让渡与承接、规范与依附、激活与协同等阶段,由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功能性界分,到基于责任结构整合的政会功能黏附,逐渐发展为基于全面结构整合的政会功能分化与耦合。演进的基本逻辑,是政府主导下功能演变与结构调整的互动,即由政府主导的演进轨道、由功能演变与结构调整互动而构成的演进机制。展望未来,分化性二元合一体系的完善,必须按照现代国家治理的要求,在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打造共建、共治与共享的结构功能系统,实现基于责任结构契合的功能目标一致、基于权力结构合理的功能形式耦合、基于利益结构规范的功能输出互益。     

论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逻辑起点

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逻辑起点问题是学术界争议颇多的问题之一。逻辑起点的准确定位直接影响着一门学科的范畴体系及其科学性。把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逻辑起点界定为个人的思想政治价值观念与社会要求之间的矛盾,符合逻辑起点的四个规定性,具有理论和实践的意义。     

国家与社会视野下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对策

我国当前国家与社会关系正朝着相互影响的互动演进,而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却仍处在一种政府、自治组织、经济组织相混合的管理模式,存在着政经不分和政社不分、经济组织法人资格缺失、土地产权关系模糊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应当采取政经分离、赋予经济组织法人资格、明晰土地产权关系等相应对策,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幼专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现状与对策

幼专生是未来3—6岁儿童的教师,幼专生能不能认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直接影响其自身及儿童的健康成长。对当前幼专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对策建议如下:创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方法和途径;增多教育载体,拓宽教育途径;完善教育机制,提高教育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