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平台辟谣信息传播效果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针对日益泛滥的谣言传播现实,微信打造了由辟谣公众号和与之相关联的小程序所构成的辟谣矩阵以遏制谣言传播。通过对微信平台辟谣信息传播效率和影响效果进行实证研究分析,结果显示,在传播效率方面,虽然用户触达率较好,但封闭式的传播环境使得辟谣信息传播效率低于谣言传播效率;在影响效果方面,微信平台辟谣信息推文点赞量和阅读量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且对公众的影响效果还有待提升。因此,提升微信平台辟谣信息传播效果应综合考虑其内容主题、情感特征、文章位置、表现形式、有无专业查证者等影响因素,同时需要政府机构、传播媒体、广大网民、行业协会等共同参与、协同发力,形成网络谣言立体治理体系。     

谣言与神化--关于太平天国起义的政治传播学分析

从洪秀全领导太平天国的经历来看,他充分利用谣言,将自己由一介草民神化为上帝之子,并最终确立了自己的神话地位,使自己在合法性上能与现存政治权威相抗衡。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为了保持神化所必须的距离感,洪秀全利用杨秀清等人作为自己与信徒之间的媒介。     

网络谣言刑事规制的困境及应对

互联网犹如“双刃剑”,它给我们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增添了一系列难题。近年来,网络技术发展迅速,利用网络进行犯罪的行为日益增多,网络谣言犯罪更是层出不穷,网络谣言在虚拟空间里快速传播,会对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本文主要通过概述网络谣言的概念及特征,并对网络谣言犯罪行为进行界定,分析目前我国《刑法》规制网络谣言犯罪行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合理的完善建议,以期运用《刑法》更好地规制网络谣言犯罪行为。     

网络暴力犯罪及其帮助行为的法律规制

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和短视频的兴起,网络暴力便有了良好的温床,侮辱诽谤型、网络谣言型和人肉搜索型网络暴力事件层出不穷,造成了诸多令人痛心的结果。网络暴力的治理,需要厘定网络暴力的界限和行为模式,准确认定群体性网络暴力中各参与者、帮助者的责任。网络暴力犯罪治理的路径选择有三：出台司法解释,增设“网络暴力罪”条款以及通过专门立法的形式。三种法律规制方法综合使用,能够对网络暴力行为形成全方位的有效治理。同时可以根据实践情况和需要,坚持司法解释优先的原则,按步骤完成网络暴力行为的综合治理。     

网络谣言扰乱公共秩序的认定——以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第1项的适用为中心

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第1项确立了网络谣言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构成"三要件",即网络散布谣言的客观行为、扰乱公共秩序的危害后果和主观故意。司法实践中,有些法院秉持"秩序至上主义"的逻辑,存在对违法构成"三要件"的背离,在部分案件中对网络谣言和公共秩序的扩大解释构成对公民言论自由的过度限制。面向未来,法院可通过对上述违法构成要件的合宪性解释,合理平衡公共秩序与言论自由价值的冲突。在客观行为的司法认定方面,应区分"公共言论"与"私人言论",涉及"公共言论"的网络谣言以"捏造或者歪曲事实"作为认定标准,涉及"私人言论"的网络谣言可扩大解释为包括"未经证实"的消息。在危害后果的司法认定方面,应将"公共秩序"解释为以"公众生活的平稳与安宁"为核心内容的现实公共场所秩序,并引入比例原则的审查。在主观故意的司法认定方面,对于涉及公共言论的"故意"的认定,可采用"实质恶意"原则,即只有在行为人明知其将做出虚假言论或者对于信息的真假辨认存在严重的过错时,才能认定其为"故意";对于涉及私人言论的故意的认定,可参照刑法上"故意"的认定标准。     

公安机关治理网络谣言对策研究

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遍,网络谣言所带来的危害也日渐凸显.网络谣言传播方式多元、传播主体匿名性,传播速度快、覆盖面积大,内容具备高度迷惑性.当前国际社会动荡,网络谣言对于大众舆论的引导和社会治安秩序的影响愈发强烈,作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主体部门公安机关任重而道远.当前公安机关对于网络谣言管控的困境、不足主要有辟谣缺乏全面性...     

重大疫情中网络谣言的形成诱因及其治理

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疫情,都伴随着铺天盖地的谣言。在互联网时代,网络谣言借助各类新媒体产生核裂变式的传播能量,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重大疫情中,网络谣言的危害性主要包括干扰疫情防控的有序开展、加剧人民群众的恐慌心理、削弱党和政府的公信力等。由此,重大疫情中网络谣言的治理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次重要考验。重大疫情中网络谣言形成的诱因,涉及社会心理、网络技术、经济利益等诸多因素。文章从制度、技术和文化视域,提出重大疫情中网络谣言的治理途径,包括制度治理:完善疫情信息发布制度,推广网络实名制;技术治理:发展网络谣言筛查技术,推进大数据治理战略;文化治理: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建设社会主义网络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