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融危机看经济活动中的文化价值

发生于2007年的金融危机和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启示我们:虚拟经济既不能够过度膨胀,更不能够脱离实体经济而存在;不能长期依赖过度消费的方式刺激经济增长;唯商为大的价值观不能铸造永久的财富天堂;财富的使用应有正确的导向。为保持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企业家亟待回归三种文化精神,即为天下创造财富的道德精神,诚实守信的伦理精神,不为世俗所动的文化理性精神。     

房产税与收入分配

关于房产税的讨论已经有很多年了,但每次一有风吹草动,都会引起争议。这并不奇怪,税收是二次分配,涉及不同群体的利益,向来是很难有统一意见的,问题只在于,它符不符合多数人的利益而已。房产税最近一次的争议,是国税总局官员透露房产税的试点可能会扩大到全国。2011年初,试点工作曾在上海和重庆进行,试点之前,反对的声音也很多,但从试点的效果看,并没有引起多少阻力。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试点地区房产税征收的群体很小,征收额也不大。     

打破利益掣肘 理顺分配关系

这些年,由于收入分配改革严重滞后,使收入分配秩序混乱、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矛盾和问题不断积累,并成为经济社会矛盾的焦点。1993年,邓小平同志在一次谈话中说＂：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邓小平当年的告诫,今天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和重视。     

徘徊于矫正正义与分配正义之间——刑事被告人补偿制度之提倡

刑事司法赔偿是为了填补基于国家违法行为而发生的损害,其最初是以私法领域中的侵权行为概念与理论为参照,并建立在矫正正义思想上的制度。刑事司法补偿则是为了填补因合法司法行为所造成的公民损失,其以宪法基本人权保障的观念为根本,并且以分配正义为基本原理。刑事赔偿责任与刑事补偿责任有着不同的正当性基础。我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二)、(三)项属于刑事补偿责任性质,刑事补偿责任应以被告人没有刑事责任、权利侵害以及侵害程度达到特别牺牲的逻辑递进式三要件作为成立条件。     

刑事缺席审判证明标准适用问题研究——基于诉讼构造与错误分配理论的分析

完全的控、辩、审三方诉讼构造为证明标准的适用提供了严格的证明程序、有效对抗和亲历对比判断等必要前提。基于诉讼构造的不同,可将刑事缺席审判划分为实质三方诉讼构造与形式三方诉讼构造两种类型。只具有控、审两方诉讼主体的情形不属于刑事缺席审判,也不具有适用证明标准的空间。刑事证明标准承担着准确性与错误风险分配的政策目标,其内在功能是作为一种分配判决错误的机制,其尺度取决于一个社会所能接受的两种错误判决成本之比率。而对抗性强度、证明的严格程度以及证明标准的具体评价方式,也都会影响证明标准的具体尺度设置。据此得出以下结论:实质三方诉讼构造缺席审判中一般适用"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特殊情形适用"清晰且令人信服的证据"标准;形式三方诉讼构造缺席审判典型情形适用"清晰且令人信服的证据"标准但评价方式有所不同,例外情形适用"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     

十八大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有何新要求？

答：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个提法是有进步的。我们党最早提的是初次分配要注重效率，再分配要注重公平。后来我们党又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公平和效率。这一次我们党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的后面，又进一步突出强调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可见未来的收入分配改革肯定是要在再分配方面加大力度。     

财富全球论坛 给成都留下了什么?

"从上海、香港、北京到成都,财富全球论坛的目光独到,视野雄阔,它深知,以成都为代表的中国广大西部地区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成都已经成为西部经济核心增长极。"     

法国:“文化例外”是确保文化安全的国策

正法国在历次国际贸易谈判中坚持"文化例外"的原则并取得了重要成果,有效地维护了本国文化产业的利益。对法国而言,"文化例外"并不是一项应付对外谈判的权宜之计,而是确保国家文化安全的长期国策。"文化例外"显示法国文化的独特地位法国成为欧洲乃至世界的文化大国并不是偶然的,这是长期以来法国历任执政者遵循"文     

“国际范”,让我们都受益

财富论坛结束了,但是对于市民来讲,财富论坛带来了什么呢?城市发展,硬件快速提升,宜商、宜游、宜居,将让大家一直受益。交通,让出行更便捷财富论坛前夕,5月28日,成都新二环高架桥通车了。从运行之初至现在,新二环快速、顺畅的路况让市民充分体验到了方便快捷。     

香港立法会选举中的选区划分与席位分配的内在矛盾

有关香港立法会选举的各种讨论,都需要首先解决选区划分和席位分配问题,但是前期的讨论鲜有理论支持。结合数学研究的结论及美国和欧盟的经历可以发现,在解决选区划分和席位分配的矛盾方面已经形成了一套基本原理。香港立法会选举在选区划分和席位分配方面的独特经历在于,本来有利于大选区的席位分配方式,结果反而不利于大选区。其背后的主要矛盾是没有处理好席位分配公式、人口变动趋势、席位上下限和偏差大小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