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贸易的新发展、新变化及问题

新世纪以来,中日贸易规模进一步扩大,贸易商品结构也发生了新的变化。由于中国经济崛起而日本经济低迷,中国在日本对外贸易中的地位迅速提高,而日本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却明显下降。中日贸易发展对中日两国经济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和影响,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必须认真对待,尽快解决。     

“未来十年的欧盟与中欧关系”——中国欧洲学会第八届年会综述

2011年4月22至23日,中国欧洲学会第八届年会在天津南开大学举行。本届年会由中国欧洲学会主办,南开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承办,会议主题为未来十年的欧盟与中欧关系。本届年会参会人数约150人,提交论文50余篇。与会者主要围绕中欧关系、《里斯本条约》之后的欧盟政治与对外关系、欧洲经济发展等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热烈的讨论,大家发言踊跃,亮点频现。年会期间,中国欧洲学会召开第八届年     

对战后菲律宾森林政策的全面解读——评包茂红《森林与发展:菲律宾森林滥伐研究(1946—1995)》

包茂红先生撰写的《森林与发展:菲律宾森林滥伐研究(1946—1995)》,从战后菲律宾政治、经济、社会与森林互动共生的角度,全面展示了菲律宾森林生态发展的曲折历史,是当前环境史研究的优秀史著。作者用跨学科的方法具体而系统地研究了菲律宾历史上森林滥伐的原因、过程及其影响,从不同于西方和菲律宾学者的视角,给出了新的超越以前二元对立的更为全面的解释模式。     

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对东南亚的贸易统制研究

1941年日本在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同时,开始对东南亚地区实行贸易统制政策,采取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军队和企业具体实施的方针,通过滥发军票等方式,以较低的价格进口东南亚各地的重要资源。日本的贸易统制政策虽然在短期内使日本与东南亚各地之间的贸易急剧增长,但却严重破坏了东南亚各地的产业结构和对外贸易,给东南亚各国造成巨大损失。     

中国法律服务市场开放问题浅析

法律服务市场开放问题属于<服务贸易总协定>(CATS)的调整范围.在GATS框架下,各国法律服务市场开放主要面临三种障碍,即市场准入障碍、国民待遇障碍和政策障碍.开放法律服务市场是我国履行世贸组织下的具体承诺的必然要求和表现,但我国也应充分利用GATS的规则,采取逐步开放的政策,最大限度地为我国的法律服务市场提供保护.     

能源贸易适用自由化原则之现状及发展趋向

能源因其自然禀赋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长期以来不能完全适用WTO的自由贸易原则,主要原因可归结为政治、经济、制度和观念因素等四个方面。未来能源贸易的趋势应该是在各国转变能源观的基础上,发展区域能源贸易自由化,进而将能源贸易逐步纳入到WTO自由贸易的轨道上来。     

把“酒博会”办成盛会

2011年8月18日至20日,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暨2011中国·贵阳投资贸易洽谈会在贵阳隆重举行。这是我国首次举办的国际酒类博览会,也是我省首次举办的大型国际展会和迄今为止举办的最大规模的投资贸易活动,是实施工业强省战略的重大举措。当代贵州期刊传媒集团旗下的贵州先锋网近日推出一档品牌访谈栏目《民情观察室》,关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热点,力求以趣味性、生活化的栏目风格,测试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民生温度＂。首期访谈嘉宾特邀本次展会的承办单位之一、贵州省商务厅厅长申晓庆为大家细解贵州人＂自家门口＂举办的＂国际酒博会＂。更多详情请登录贵州先锋网相关专题（http：//www.gzcpc.com/）。     

浅议民事判决既判力主观范围的扩张

既判力是一国司法判决权威的表现,而既判力主观范围（即既判力人的范围）,确定的判决不是无限制地对任何人都有约束力。既判力原则上只对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有效,在特定情况下,其也会向案外第三人扩张,包括当事人的继受人、占有诉讼标的物的第三人、诉讼担当时之利益归属主体。这种适度的扩张是司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与社会现实情况相适应的必然结果。     

论《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投资协定性质

《服务贸易总协定》在性质上是各国签订的国际投资协定,并非贸易协定,这是由服务本身的性质造成的。从《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性质和宗旨看,发达国家有意搭多边贸易体制的便车,以服务贸易之名行对外投资之实;从《服务贸易总协定》对服务的分类看,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无疑要伴随着跨国投资;从《服务贸易总协定》对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的规定看,这里的待遇实际上是给予服务的提供者而不仅仅是给予作为商品的服务;从《服务贸易总协定》对市场准入的规定看,市场准入允许服务提供者在他国进行投资设业,这涉及东道国对外资的审批。《服务贸易总协定》的签订,不仅丰富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议题,也为世界贸易组织的运行带来了新的挑战。     

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对华贸易威慑分析

从威慑视角对中美贸易交锋进行分析发现,美国对华贸易战的本质是一种力图在逐步升级的方略指导下利用贸易手段对华传递出危险信号,让中国认识到任何与美方意愿相悖的行为都将得不偿失,进而迫使中方将自身行为"规范"在符合美方利益框架内的威慑行为。与此同时,为了确保对华贸易威慑的成本不影响特朗普总统连任,以及避免让对华贸易威慑的实际结果与"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初衷背道而驰,特朗普政府在对华贸易威慑的过程中又始终与中方保持必要的接触,以避免威慑失控。美国将贸易纳入对华威慑"工具箱"的原因在于,相较于其他威慑手段,贸易在当前战略竞争背景下的大国博弈中更能发挥作用。美国对华发动贸易威慑的实力基础,在于其以科技、市场、金融及规则为支撑的贸易霸权。虽然贸易战在客观上给中国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从总体上看,美国的贸易威慑并未取得预期效果,这关键在于中方审时度势的反向威慑。从长远来看,贸易战作为美国对华威慑的新手段,必将伴随中美战略竞争的整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