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评估

<正> 一、问题的提出在我国近代史上,为了改变腐朽的封建统治和列强入侵所造成的积贫积弱的落后局面,先进的中国人曾多次掀起"向西方学习" (确切说,应为向先进的发达国家学习)的热潮,以救亡图存、变法革新、振兴中华。其实质是推翻反动的封建统治,发展资本主义,变封建的中国为资本主义的中国。为此目的,无数志士仁人曾奋斗终生、前仆后继,不惜流血牺牲,奉献自己的生命。他们的努力虽然取得一定成果,但历史毕竟是无情的:鸦片战争以后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大地上不可能真正开出资本主义之花,结出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国之果。出     

日本的有组织犯罪

<正> 有组织犯罪是资本主义国家犯罪现象的特点。日本也不例外。在日本,每年都有上万名与一种"阿飞"暴力组织有关的罪犯被捕。在这方面,1956年是创纪录的一年:共逮捕了82,000名"阿飞"暴力组织成员。根据官方资料,日本共有4,000个"阿飞"暴力组织,人数为92,000人。但是,这些数字尚不能反映出其实情况。     

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法制——纪念巴黎公社120周年

<正> 1871年的3月18日,巴黎人民拿起武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了巴黎公社.公社虽然只存在了72天,但却放射出"把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的伟大社会革命的曙光."公社的真正秘密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伟大尝试,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先驱.从那时起,120年过去了,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巴黎公社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雏形以及这一政权的法制实践,仍然以其宝贵的经验和教训给人以启发.在纪念巴黎公社成立120周年的时候,面对     

论人权的阶级性与普遍性

<正> 一、马克思恩格斯论人权的双重属性马克思、恩格斯透彻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也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权有过精辟的论断.他们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的人权";"人权本身就是特权",等等,这些都一针见血地揭示了资产阶级     

西方发达国家执政党的自身变革及启示

冷战以来 ,随着各国政党格局的变化 ,出现了世界政党政治变革的新潮流。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执政党相继实行了一系列自身变革并取得了较大成就 ,其经验和做法对于不断完善政党政治研究的方法论 ,深化对执政党普遍规律的认识 ;不断拓展党的政策的包容性 ,扩大和巩固社会基础 ;建立科学的党内运行机制 ,推进党自身运作的科学化、制度化和规范化 ;不断增强党的创新能力 ,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以加强党的自身建设 ,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均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对信用缺失原因的分析

信用是一切制度和规则得以确立和运作的基础,是良好秩序的必要前提,是文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立足点.但目前在我国,低劣的信用状况和脆弱的信用关系已造成社会性的信用危机,社会的各个层面都面临着程度不同的信用危机.重建信用体系,已成为社会的强烈呼唤.     

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认识发展

从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认识角度,阐释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发展,进一步理解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坚持改革开放和建立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国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壮大社会主义力量,缩小资本主义影响的重要途径。     

中国特色军事变革视野中的军事新闻改革

正在向纵深掘进的军事新闻改革,应以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为背景,立足军事新闻的信息属性,创新改革思路,更新观念,加强人才、装备等方面的储备和建设,以增强服务于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能力。     

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新视野——经济法基础理论的反思之三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经济法学界极富争议的论题之一。这些争议存在的根本原因是学者们对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内涵有不同理解。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反映在宪法和经济法之中,贯穿于经济法的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诸环节的根本性准则。因为不同社会制度条件下人们对经济法存在的基础——市场经济的认识存在深刻的分歧,所以根本就不存在中西通行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经济法基本原则,所以需要以新的视野展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中国经济法的社会主义属性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现实表现,强调它并非走意识形态的老路,因此,中国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应当由两部分构成: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二是国家调控原则,它们集中反映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利益的政治表达形式和范围,可称之为“资本的社会主义”,它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成为面具的“社会的资本主义”大异其趣。     

治理理论、新公共管理与中国治道变革

本文首先论述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治道变革所主要涉及的两大最新理论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治道变革的必然性和驱动力进行分析,阐述了中国治道变革的路径选择和治理及新公共管理理论对中国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