奢侈与节俭

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居于正统地位的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资本形成理论,这一理论将发展的动因归结于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其暗含的假定则是在资本主义节俭精神的指引下,个人的节俭生活方式是储蓄形成的关键。对这一理论提出挑战的是德国经济学家桑巴特,他在其博士论文《奢侈与资本主义》中提出不同的观点,认为人们对奢侈的向往和追求是本源的经济发展的动力。桑巴特后来把这一观点拓展到他得以成名的巨著《现代资本主义理论》中,在经济史上获得很大的成功。     

活熊取胆：被误读的中国文化传统

古人发明用熊胆等动物材料治病救人并不可耻，然而，当代那些与偷猎、虐待动物相牵连的产业和个人是可耻的。古今之间一个决定性的差别在于生产方式，特别是生产规模。     

新世纪以来国外共产党的理论纲领变动

进入新世纪十余年来，伴随全球化的不断扩展及资本主义新变化的不断加深，国外共产党也在前进的道路上艰难探索，并在理论纲领上适时做出了调整和变动。     

关于经济工作的三个问题(一九五六年四月二日—六日)

<正>在我离开北京之前,中共中央还来不及研究越南劳动党提出的三年经济计划草案,但根据方毅[2]同志的电报,我同王稼祥[3]同志等几个人商量过,可提些意见,以供参考。一、关于越南的工业化道路我来后,到河内百货公司干部服务部参观越南商品时,得到很深的印象,就是越南劳动党接收了一个殖民地性质的经济遗产。中国曾经是半殖民地,原没有重工业,但还有些轻工业。越南曾经是殖民地,既没有重工业,也没有轻工业。因为那时法国人宁可输入法国货来榨取高额的利润,也     

中古士族在近世——对中国宗族实践的新思考

中外历史学家呼应或契合“唐宋变革论”，主张宋代以来各朝代宗族是一个新阶段、新发明和新类型。从思想史和实践人类学论来看，未必尽然，因为宋代以来各地宗族实践的要素及精神都早已在中古乃至先秦时期准备好了，并一直在践行。宋代以来的宗族，不过是历史的实践者在不同社会情境下面对各自的问题而有意识搬取过往诸要素，并任意组合的结果。中古时期的士族及观念并没有随着残唐五代的结束而终止，相反，延续下来。那些士族或大族后裔随着时代的推移，逐渐从世系主干上滑落下来，变成了旁系和普通人。当然，也可能是朝代更替或政治原因而“废贵为庶”。但是，士族、大族的观念仍然在他们意识里，并结合时代语境而演绎，因而不一定全都是“庶民化”或“礼仪向下”的结果，故新形态一说值得再讨论。中国宗族研究要回到人的立场，回到实践者主体性上去理解，才有可能看清其本质。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以生产方式为中心的考察

尽管毛泽东并未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命题,但是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及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发展手段、发展理念,为其后我们党开创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石。从生产方式的视阈来看,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大致可以用"计划均衡""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赶超发达""公平与效率并举"来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作一考察,对于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意义重大。     

数据资源权属判断及司法保护路径

当前,大数据产业已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一个蓬勃兴起的新产业,发展大数据也已成为我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但涉及数据权益的立法付诸阙如,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处于不确定状态。如何为大数据产业发展打造一个有保障可预期、公平有序的法治营商环境,当前亟需构建起一个理性、明晰的数据资源权属规则。     

建设一个现代、成熟、富有战斗性的群众性政党——美国共产党三十大述评

美国共产党在芝加哥召开的第三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揭示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要性,并提出了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特征的新构想。大会分析了美国共产党面临的挑战:如何将人民运动引导成为革命的序幕,如何创造一个为劳动人民服务的经济,如何组织劳工运动。在此基础上,三十大提出要加强党的建设,将党建设成为一个现代、成熟、富有战斗性的群众性政党。     

全球化张力下的激进政治:资本、国家与人的内在冲突

近年来世界各国在全球化的压力下出现了政治思潮的快速"变异",表现为支撑战后全球经济增长和世界秩序大致稳定的世俗政治意识形态陷入危机,激进政治、民粹主义、极端主义等原本处于政治光谱边缘的思想主张大行其道。全球资本主义秩序制造了"超级阶层"和"下沉阶层",货物和资本越来越自由的流动导致经济活动从政治社会体制中"脱嵌"。现代国家的执政者既要努力保持本土市场对人才和资本的吸引力,又必须有效解决因此产生的收入差距和其他社会代价。精英群体更容易看到前者的必要性,而普通民众对后者也存在迫切的需求,在民主实践中,精英和民众之间的巨大分歧经常形成相互否决的局面,而新自由主义对国家功能的严格限制,又进一步削弱了政府在维持市场合法性方面的能力。在资本的压力下,左右为难的国家内部不可避免地催生"出局的人"。单一国家应对全球性危机的能力越有限,"出局的人"对强硬手段和激进政策的渴求就越强烈。整体而言,世界范围内激进政治的高潮迭起反映了在如何应对全球化代价问题上政治解决方案的匮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