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舵人、牧羊人、经济人——福柯论治理技艺的三重譬喻

福柯晚期演讲稿论述的治理技艺在掌舵人、牧羊人和经济人这三个譬喻中得到了典型呈现。航行譬喻既凸显他人治理的总体化、精细化、知识化等特征,也表明自我治理是通过诸方式达到对自我的掌控和回归。在与古希腊牧羊人譬喻的比较中,希伯来牧羊人譬喻强调牧羊人对羊群的勤勉、责任、付出,核心特点是“为了一个牺牲全体”的悖论,对个人由心灵到肉体的全方位考察在基督教中得以制度化和严苛化。治理技艺的现代化最初表现为“国家理性”,它无任何来世救赎与末世帝国的企盼,而是对内强调无限治安,对外提升国家竞争力。经济人譬喻则是自由主义兴起后的治理方式,个体不是出卖劳动者,而是自我投资者,主动追逐个人利益的主体是系统平衡的前提,因此必须尽量减少直接干预。福柯的每个譬喻既有鲜明的特征,也与其他治理技艺、传统的政治哲学相互交织。     

中国的伟大博弈——专访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负责人祁斌

对中国这样一个正在崛起并追赶发达国家的大国来说,资本市场的建设是一个基本国策,必须放在一个国家战略的高度来看待     

中国古代遗失物制度的法律运行与观念流变

对中国法律传统中的遗失物制度细致分析表明:与通常的看法相反,古代遗失物制度既非以《周礼》为原型,亦非呈现某种波浪式的摇摆,却很符合直线———断裂的范式。支配着古人遗失物制度立法思想的是一个高度稳定的观念层:其核心是“失物返还”和“拾遗近盗”,对前者信心的崩溃则带来了明清律遗失物制度的戏剧性转折。理解古代遗失物制度的关键是“道不拾遗”的隐喻,正是这个神话,使古人把遗失物问题政治化了。从根本上说,中国古代遗失物制度的立法动机是维持秩序而非确立权利(物权)。在奇迹般的大化之境的背后,则是对全能全知的政治权力的渴望和信仰。     

创建军内行政诉讼制度的新思考

就法理基础而言,以国家行为不可诉原则、“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内部行政行为不可诉理论反对创建军内行政诉讼制度,理由不能成立。就实践发展而言,创建这一制度是新形势下贯彻依法治军方针、推进军队行政法治的现实需要,是加强军人合法权利保护、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的必然选择,也是充分挖掘军事司法潜能、构建和谐军营的内在要求。在制度建构中,应当以国家行政诉讼法为基础,遵循司法规律和军事变革规律,限制军内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和时间范围、简化司法机构、实行地域管辖。     

死刑权理论的历史回溯与启示

死刑权理论的历史回溯对于我们准确地把握死刑的本质,以及促进国家理性地选择在死刑存废问题上的基本立场都有所裨益。无论贝卡里亚、卢梭还是马克思都认识到了死刑的权力法则同战争准则具有相似性。这启示我们死刑制度有必要从战争准则的角度来反思。     

授权资本制中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的建构与行使

《公司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对授权资本制下不当发行的规制有所不足,后续修订应强化股份发行的事前规制。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是股东的保护性请求权,基于减少代理成本、禁令救济经济效率、股东权利的合同理论以及少数股东保护等正当性基础,应当在《公司法》中增加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规制不当发行需兼顾公司融资与股东权利保护这两项价值,股东行使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需满足不当发行与股东遭受损害两要件,同时应规定股份发行之前董事的通知义务,尤其当特定认购人可能取得公司控制权时,董事会应事前向股东通知认购人的信息。《公司法》通过不当发行停止请求权事前规制不当发行,有助于强化授权资本制的体系效应与法律确定性。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理论基础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理论基础由四个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方面组成,即人民主权、司法民主、司法公正、权力监督。权力监督是其内核。人民监督员制度是现行检察制度基本框架之内的一项制度创新,进一步健全了对检察权的监督制约机制。     

俄国石油业的发展与外国石油资本

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俄国石油业在先发性与相对滞后性的矛盾中发展。先发性指俄国是世界石油工业发展较早的地区之一;相对滞后性指与美国相比,俄国石油业在组织方面存在着差距。俄国因其石油资源丰富、利润丰厚成为国际石油资本角逐的场所。俄国外有美国石油资本的竞争,对内则引进欧洲石油资本。以诺贝尔公司为代表的欧洲石油资本不仅资金雄厚、技术先进,还得到俄国政府的支持。欧洲石油资本既推动了俄国石油业的发展,但又并非总能与俄国保持利益上的一致。     

酷刑性质探析

从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中的酷刑定义入手,对酷刑的性质进行了深入挖掘,得出了三点结论,即酷刑是一种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酷刑是一种滥用国家权力的行为、现代酷刑是一种犯罪。作者希望通过对酷刑性质的挖掘,加深对酷刑行为的理解,促进反酷刑目的的实现。     

东北亚权力结构演变和中国的战略选择——基于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预测分析

展望2030年,东北亚将延续21世纪第一个十年以来的美国“单极弱化”态势、并向“两个世界大国(中美)和三个地区大国(俄日韩)并存”的权力结构演变。中美战略竞争是这一权力结构的核心特征,乌克兰危机对东北亚权力结构演变的影响有限且总体可控。在向“两个世界大国和三个地区大国并存”权力结构演变的背景下,处于权力结构第二层级的俄日韩在东北亚采取地区大国外交和谋求地区性利益;整体国力较弱的朝鲜与蒙古处于第三层级,它们在东北亚的主要目标是确保生存和安全。中国的东北亚战略选择预期将包括:努力避免出现“新冷战”并实现中美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平衡、与俄罗斯保持友好而密切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积极推动与东北亚各国的经济合作、推动构建包括所有东北亚国家在内的地区安全机制和推动构建东北亚集体身份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