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参与乡规民约的影响因素及激励机制研究——以宁波市为例

充分发挥乡规民约的治理优势，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举措。而在现代化推进过程中，农村社会结构的剧烈变迁，乡规民约的发展却遭遇了村民参与度低的问题。本研究结合对宁波农村乡规民约的实地调研，尝试以社会资本的理论框架，分析村民参与乡规民约的影响因素，分别从国家层面正式制度的影响，社会层面非正式制度的影响，个体层面内化因素的影响开展讨论，并以此为基础构建相应的激励机制，积极调动村民的参与热情和参与自觉，以此来重新挖掘乡规民约的内在价值及治理作用，让乡规民约继续焕发活力。     

当代中国社会的特权问题探析

特权是随着社会分工的出现和阶级的产生而出现的社会现象,具有悠久的历史.当今中国社会,特权的范围极广且形式多样,几乎是有权力的地方就有特权.特权的存在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产生特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必须加以分析并采取措施逐步根除.     

社会资本视角下社会治理精细化的三维向度与实践

社会治理精细化是在对传统的粗放式、经验化社会管理模式的反思和批判基础上应运而生的,是一种增量式治理模式的嬗变。社会资本与社会治理精细化具有直接的逻辑关联,即传统社会管理呈现粗放式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社会资本的缺失,社会资本的培育会有效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基于社会资本"信任、规范和网络"等三个向度可衍生出社会治理精细化的五大核心方面,分别是社会治理的主体互动精细化、服务供给精细化、流程再造精细化、制度设计精细化和公众参与精细化。     

管理者社会资本与创新绩效: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

基于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对管理者社会资本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管理者商业性社会资本比政治性社会资本更能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水平;另外,制度环境的完善程度对管理者商业性社会资本于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而对管理者政治性社会资本于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具有负向调节作用。所以,作为企业发展战略的引路人,管理者需因时因变主动整合政治性社会资本和商业性社会资本,并根据企业所处制度环境的差异,对社会关系构建做出合理研判与践行。     

人民币资本管制政策有效性的时变研究

通过运用趋势分解方法和状态空间模型对我国资本管制有效性进行动态研究,从资本流动实际情况与宏观稳定目标两方面评价现行资本管制政策的有效性变化。结论显示,随着我国经济开放进一步深化,资本管制政策对限制资本实际流动的有效性逐渐减弱,但仍能有效维护国内宏观经济市场稳定。     

社会资本视角下高校服务型党支部的构建研究

利用社会资本理论和工具,从信任、规范和网络三个维度分析了当前高校服务型党支部建设存在的困境,具体表现在信任还有待加强、规范亟须创新、网络不畅通无法发挥高校支部的优势和特色等方面,并由此提出了通过正式制度促进信任度提升、通过制度创新提升规范的效率、通过完善网络形成畅通的内外部循环系统等三个维度的对策建议。     

政策面向:作者权与版权的分歧与融合

当今著作权制度下存在的作者权体系和版权体系具有共同的起源:印刷特权.旧制度下的法国印刷特权体系已经具有作者权转向的趋势,重农主义思想的影响更是将作者真正推进权利中心.然而两大体系之间并不存在本质差别,政策性的立法手段,使得在《伯尔尼公约》签订以后,两大体系基于国际政策加速走向了融合.     

社会资本视角下社会组织治理的逻辑生成与路径指向

运用社会资本理论探讨社会组织治理,有助于从一个新的视角分析社会组织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而优化社会组织治理策略。文章采用文献资料法等研究方法,分析了社会资本理论的缘起和内涵,指出了社会资本视角下社会组织治理包含的社会信任、社会规范和社会网络三重逻辑,阐述了新时代社会组织治理面临的社会信任水平有待提升、制度规范途径有待丰富和社会网络运行体系有待完善等困境,提出了提升信任水平,夯实发展基础;加强制度规范,营造健康环境;丰富社会网络,实现多元协同的社会组织发展新路径。     

医闹的道义和权力“游戏”

本文从道义和权力转换的角度来分析医闹的成因、过程、实践和结果。"闹"作为一种寻求问题解决的途径在中国社会频频上演。闹的实践遵循着一系列共享的社会文化规则。本文分析医闹中的潜规则,尤其是规则中道义和情感的因素。在医患关系中,医生在医疗实践和资源分配中占主导地位,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权威控制病人并从病人那里获取利益。然而医疗的商业化和医生的逐利行为破坏了医疗领域的道义经济,给了人们反抗的理由。闹成为病人反抗和维护权益的方式。相对弱势的病家利用自己受害者的位置和公众的支持积累道义资本,通过闹的方式暂时扭转与强势医生的权力关系。但是闹也被职业医闹绑架成为敲诈医院的工具,有时导致医疗暴力,让医生被打甚至被杀害,闹作为病家维权行为的正义性也受到质疑。这时医生变成了在危险面前无法保护自己的弱者。作为新的受害者,他们开始获得同情并积累起道义资本,最终让他们可以行动。他们上街抗议,在媒体上发表意见,推动政府打击医闹,在这个过程中重新扭转医患间的权力关系。但是医患间的权力关系离不开公共权力的影响,政府对闹的容忍或打击直接影响到医患博弈的结果。本文对当前医疗纠纷分析中过度注重经济利益的视角作出补充,通过分析医患间情感和道义的博弈,指出医患双方行动中的结构性困境,希望对未来纠纷的解决有所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