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行政执法困境的个案解读

在中国行政执法过程中,政府面临着普遍的“两难困境”,在立法过程中政府立场与民间态度缺乏有诚意的、有效的和充分的沟通,导致政府立场与民间态度的紧张;在执法过程中政府奉行一种“问题化策略”和“运动式执法”,过分迷信强制和制裁的力量而忽视了执法过程中所有参与者制度性的相互学习,故加剧了规则表达和规则实践之间的背反。走出执法困境要求在规则制定过程中,政府立场与民间态度通过制度化机制进行有效的、富有意义的交涉,在执法过程中应采取务实的态度,注重博弈过程中的学习、反思和策略调整。     

辩诉交易的博弈分析--以囚徒困境为例

辩诉交易制度以抗辩式审判方式、法官居中裁判为制度基础,辩诉交易是控诉方与辩护方出于理性作出的行为,通过博弈论对辩诉交易进行分析,可以更好的理解辩诉交易在审理取证困难的疑难案件时,虽然不理想但却十分必要,是退而求其次的在公正与效率间寻求博弈均衡,是提高诉讼效益之必要方式.     

冷战时期的美日韩安全三角--准联盟理论与联盟困境的视角

本文试图借助准联盟理论与联盟困境理论对冷战时期美日韩三角间的安全关系作出新的解析。日韩两国的联盟行为及其相互关系受到冷战结构和美国东亚战略的极大制约和规定。通常只有当美国在亚洲的力量相对削弱时,日韩之间才会在美国的诱压和撮合下出现某种互助性的合作行为;而当日韩被美国抛弃的可能性较小时,两国便会努力寻求自身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的最大化,其时历史和情感因素将迅速主导两国关系,从而使双边的合作性行为明显减少,甚至出现相互敌对。     

民族主义与区域主义--论后冷战时代东北亚安全观念建构的双重困境

在后冷战时代,东北亚“混合型区域主义”的矛盾性、复杂性和流变性要求人们不要以西方的经验来评估和判定东北亚的区域主义,而在逻辑上和事实上呈现出多重张力的东北亚民族主义又使东北亚的安全现实日益严峻。对后冷战时代的东北亚安全观念建构而言,二者之间的张力构成了现实和理论上的双重困境。这种困境也昭示了后冷战时代东北亚安全观念建构所面临的复杂性、紧迫性和脆弱性。突破和超越这种双重困境的关键在于:东北亚各国如何消融国内日益增强的民族主义情绪,东北亚的知识界如何应对西方主导的全球主义意识形态和学术话语霸权的挑战以及东北亚社会如何汲取传统的东亚体系的合理因子,以避免新的帝国观念和帝国体系的出现。     

德国工会的困境

德国工会拥有悠久的历史和光辉的业绩,在德国社会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德国工会的处境每况愈下,表现为:工会的数目和会员人数不断下降;谈判质量下降;与社会民主党、企业工厂委员会的关系僵化;遭遇各方的猛烈批评等。这些困境主要是由于右翼新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推行“美国式资本主义”的结果。德国工会的困境是暂时的,如果积极调整策略和方针,依然会重现昔日风采。     

集体行动的逻辑与东南亚反恐合作的困境

"9.11"事件后,东南亚成为全球反恐的第二战场。该地区恐怖主义的国际化与地区网络化趋势的发展,形成了整个地区范围内采取集体行动打击恐怖主义的必要性。本文从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出发,认为集体行动的逻辑导致了东南亚反恐合作的困境。     

从区域内贸易视角透视东北亚经济合作机制

从区域内贸易视角考察东北亚合作机制化的经济基础,同时分析区域内贸易具体特征作用于制度化合作的相关机制,有助于探寻东北亚区域合作滞后的深层原因。东北亚目前区域经济关联下各国的分散化利益诉求,很难在统一的制度性框架内实现。区域内贸易增长机制的生产—消费双重困境,又使区外力量必然成为干扰东北亚合作机制构建的因素。加强区域合作、进而扩大区内国家间的共同经济利益,可能成为破解东北亚"安全困境"的重要途径。     

作为话语仪式的忏悔——何其芳延安时期的诗歌话语分析

在延安时期的诗歌话语实践中,何其芳主要运用了一种双重性的忏悔话语策略,以此来认同并超越当时正日趋成型的革命文艺话语秩序。其中隐含了主流权力话语重塑或改造诗人主体的运作机制,即通过排除程序和提纯程序来制约主体的话语空间和话语方式。何其芳的话语困境植根于他的心理困境,也折射了当时面临创作转换的革命作家的普遍文化困境。     

诉讼监督改革:抉择困境与实践进路

我国当前的诉讼监督具有全面性、事后性、弱效力和分散性等四个鲜明的特点,诉讼监督改革面临着选择诉讼与监督分离还是诉讼与监督合一、以同步监督为主还是以事后监督为主、全面监督还是重点监督、弱效力监督还是强效力监督的艰难抉择。在推进诉讼监督改革时,检察机关必须遵从必要性原则、有限监督原则、中立性原则等三个基本原则,必须鼓励先行先试、坚持循序渐进、注重协调配合以及加大诉讼监督工作力度和创新诉讼监督机制等。     

法治语境下我国秘密侦查制度的现实困境和出路

秘密侦查作为一种打击追诉犯罪的特殊侦查手段,在现代各国侦查实践中被普遍应用。我国立法对秘密侦查缺乏明确而详尽的规定,这与国外的立法规定相差甚远,也不符合建设法治国家对人权保障的要求。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语境下,基于程序正义理念的要求,亟需实现我国秘密侦查的法治化,以限制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侵犯,确保在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达到必要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