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切联系群众关键在联“心”

谢焕格（中共河南省信阳市委组织部）时下,有人感慨：“交通发达了,干部与群众的距离却远了。”这里所说的“距离”既是指空间上的。更是指心理上的。保持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必须从源头上抓起,以心换心,使党群联心。     

从恋爱状况看听力残疾大学生的社会融合

恋爱作为相互理解、互为主体性的最高级交往形式之一,能够成为检验个体或者群体间关系及社会融合状况的重要变量。文中以N学院304位听力残疾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对他们恋爱状况展开了调查,发现正在恋爱的126名学生,部分学生父母亲更愿意子女选择健听人为恋爱对象,但绝大多数学生选择了同样听力残疾的同学和校友谈恋爱,而学生与听力残疾人和健听人恋爱的主观幸福感差异并不显著。调查结果表明听力残疾大学生与社会心理距离较远,他们社会融合处于一定困境之中。文中最后提出了缩小群体间距离、促进群体间认同和融合的建议。     

警民距离：我国大城市警民关系的实证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通过实证调查和统计分析,显示：社会地位、教育程度、接触频率对警民距离具有影响。据此,密切警民距离、和谐警民关系的建议措施是：提高警察经济地位;扩大宣传,提高民警社会声望;鼓励民警下社区;提高民警执法水平。     

定向反射照明技术拍照距离研究

运用定向反射照明技术在1Ocm、20cm、40cm、60cm、80cm、100cm六个不同的距离对曲奇盒盖、透明玻璃、黑白相纸、彩色相纸、透明硬塑料（磁盘盒）、金属、搪瓷、白色瓷砖、有色瓷砖等九种光滑客体表面上捺印潜在汗液手印进行拍照。通过实验及实验结果总结出定向反射照明技术拍照光滑客体表面手印的最佳拍照距离。     

一碗汤的距离

“你多久没有和父母只有一碗汤的距离了？” 电梯广告牌上的一句广告语,竟然让我的心为之一动,多久了？很久了。 离开父母的日子不是从“漂”在北京开始的,而是一踏进高中的校门,我就只能每月与父母相聚一天了。之后,是远离家乡的大学生活;     

5G时代固定和移动人脸识别在警务视频融合应用中的探索

公安领域的人脸识别方案主要包括固定摄像机和移动摄像机人脸识别.固定摄相机技术虽然成熟,但由于其安装位置固定导致其应用存在业务盲点;移动摄像机由于可灵活部署的特点,特别是5G执法记录仪的快速推广,使得其人脸识别技术可以深入一线警员的日常工作.两种不同类型的摄像机相互补充,进一步提升了现代城市安保的实战效果.     

换位体认：数字时代的观念冲突与社会治理

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中国系统整合度显著提高，然而，社会整合度却未能同步提高，其体现之一是社会不同群体之间在某些宏观议题上的观念并没有趋于相同，反而陷入了一定程度的对立和冲突。西方有关观念冲突的理论视角存在局限性，而儒家的“体认”概念则提供了理解观念冲突根源新的解读视角。在简单社会中，由于社会的同质性，人们更易于凭借相似的体认而达成社会共识；但是在社会分化和复杂化加深的条件下，个人把自身的体认向异质的他人推广，不但不能促成共识的形成，反而可能成为观念冲突的根源。换位体认是避免社会误解、达成相互理解的途径，换位体认也可以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举措，而创造换位体认的环境则是对观念冲突本身进行治理的有效路径。     

英国文化对朱光潜的支持与规定

２０ 世纪初期的中西碰撞对于成就兼容并蓄的大家品格是一种难得的际遇。朱光潜正值此际，西学素养尤其是英国文化的熏染与其深厚的国学根基共同铸造了他治学治艺的风格。英国文化对朱光潜的影响有学理上的，如阿诺德关于文明演进的观点和布诺对“心理距离说”的阐述都成为他的理论援助，但这只是外显层次的。英国文化对朱光潜的影响，以精神内核来看，是对其人生境界和学术品格的规定。正基于此，英国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一道不仅构成了朱光潜学术视野的地平线，也左右了他对人生进退出处的选择     

风险沟通渠道如何影响公众防护行为？——基于H市登革热防控的实证分析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会给公众心理造成严重冲击，其管理过程也给政府风险沟通带来了挑战。回顾现有风险沟通研究发现，多种风险沟通渠道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众防护行为的影响效果仍存在争议，尚不能为政府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文章在健康信念模型基础上，引入心理距离理论构建研究框架，分析风险沟通渠道对公众防护行为的影响机制。通过对H市登革热防控风险沟通问卷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政府通过传统媒体渠道、新媒体渠道、专业渠道进行风险沟通，会促进公众更加积极地采取防护行为；防控效能是风险沟通渠道和公众防护行为的中介变量，而风险感知对风险沟通渠道和公众防护行为的中介效应不显著。通过对风险沟通渠道如何影响公众防护行为的研究，可以为政府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开展有效的风险沟通提供参考。     

行政审判体制改革的实效——基于58万份裁判文书的研究

通常认为，行政案件由被告所在地法院管辖，法院审判易受被告影响，导致行政诉讼功能不彰。2015年以来，法院系统尝试调整行政诉讼地域管辖，具体方案有两种：一是由外地普通法院管辖，二是利用转制后的铁路法院审理行政案件。迄今为止，改革效果缺乏充分的实证评估，两种方案孰优孰劣难下判断。文章分析了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的2015-2019年间58万份一审行政裁判文书，研究发现：在基层法院，铁路法院的表现强于外地法院；而在中级法院，效果则相反。研究还发现，案件在铁路法院更有可能撤诉。这些发现表明，尽管外地法院和铁路法院都摆脱了被告的直接影响，但都未能脱离逐级嵌套、相互交织的条块体制。被告和法院在组织体制中相对位置的亲疏远近，决定了被告影响审判中立性的能力的强弱。这种在组织体制中的远近距离，反映了两种不同方案背后的共同原理，也解释了在不同层级中审判效果差异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