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隐身人》中的身份叙事

艾里森的《隐身人》通过描写主人公寻求身份的历程,既揭示了西方社会里黑人的生存处境,又谴责了人与人之间的人性淡漠。以身份叙事为切入点,从"隐身"的寓意、文本的话语模型和叙事裂缝三个方面展开研究,揭示了潜藏于主人公生活里的身份意识,同时也指出艾里森用主人公的失败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丧失人性关怀的典型范例。小说旨在说明,这种失败不只是具有民族特性的失败,更是具有人类共同特性的普通人的失败。     

论减轻处罚幅度——关于完善《刑法修正案(八)》第5条的立法建议

减轻处罚是贯彻党和国家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环节,对于实现量刑公正至关重要。长期以来我国刑法学界存在无限制减轻处罚与限制减轻处罚的学术争鸣,后者又有"下一量刑幅度说"和"减轻底线说"两种立法方案。本文通过对不同立法观点的考察,指出无限制减轻处罚的弊端和限制减轻处罚的适用对象,阐述科学设计减轻处罚幅度的理论基础,深入剖析两种限制减轻处罚方案的优劣得失,主张吸取《刑法草案第22稿》第63条的合理内涵,提出进一步完善《刑法修正案(八)》第5条的立法建议,以弥补减轻处罚幅度的立法缺失,从而将法官的减轻处罚权控制在合理范围,最大限度地实现量刑公正。     

流散者的困惑——重审《日用家当》中迪伊的形象

从流散批评的视角重审《日用家当》中迪伊形象,可以看出迪伊极力趋附于白人主流文化,又盲目追寻非洲根文化,反映了她在对立与错位的黑白文化夹缝中的矛盾与迷失,凸现了美国非裔流散族的自我意识、自我认知和文化身份认证的模糊、矛盾和混乱状态,昭示着沃克对这种现状的担忧及改变对策。     

财经小词典

＂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从事行业、居住地域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但三者侧重点不一,必须一体化考虑以上三个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三农＂问题独立地描述主要是指,在只能以种植、养殖生产业为主的广大乡村区域,身份为农民的大部＂三农＂问题     

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和保密的利益限制与平衡

由于政府环境信息公开涉及不同利益的冲突,要维持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平衡,必须确立法的明确性原则、利益衡量原则、有限行政自由裁量原则、可分割性原则和程序正当原则.建立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利益平衡机制,需要完善立法保障、行政规制、司法救济以及社会监督,才能使公众的环境知情权和各方利益保持相对平衡的和谐状态.     

美国对华战略认知的演变与中美关系

对他国国家身份的认知是美国政府制定外交战略的主要关系变量。冷战后,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美国实力的变迁以及中国崛起的现实,美国政府对中国国家身份的认知也处于不断的调整变化之中,其演变方向总体趋于积极。这一变化既是美国因应国际政治格局变革的战略需要,也是两国国家行为互动的必然结果。当前,中美关系的发展虽然遇到了诸多困境,但美国对华战略认知却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表现出一定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在评估两国关系时,这一要素不应忽视。     

台湾省籍族群身份认同研究：建构主义分析

省籍族群分化是影响和制约当代台湾政治运作的主要社会分歧,其形成的基础源于各族群的身份认同。建构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是身份政治理论,它通过探求集体身份形成的原因,力图深入解析行为体行为的根源。本文拟运用建构主义理论,从＂行为体与结构互构＂的研究路径出发,对台湾省籍族群身份认同的建构过程,及其因身份而采取的行为选择进行分析与阐释。     

中美关系对台海关系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美两国先后将对方视为威胁自己的敌人、遏制苏联威胁的“伙伴”和相互竞争的对手,中美关系也因此经历了对抗、合作和竞争三种关系状态。在这三种状态下,台海关系也因此分别处于对抗状态、缓和状态和波动状态。由于台海关系与中关关系有很强的关联性,中国要解决台湾问题和保持台海关系的稳定,需要慎重处理中关关系,同时还要尽可能加强中关关系的合作特性。中美关系的平稳发展有助于台海关系的缓和与台湾问题的解决。解决台湾问题的成本会大大降低。     

论毒品犯罪死刑限制适用

消极的责任主义、对责任严重程度的严格判断、以刑罚必然性和刑罚可感知程度为基础的威慑的一般预防理论,以及特殊预防论的必要性理论,为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提供了理论空间。在具体操作模式上,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限制应以严格的实质判断认定毒品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以压缩毒品犯罪死刑适用的犯罪范围。同时应合理利用立功制度、妥善处理毒品犯罪中共犯的责任、适当协调死刑与其他刑事措施之间的关系,并严格限制减刑与假释的条件,以减轻预防毒品犯罪对于死刑的依赖程度。毒品犯罪死刑适用限制也应受到限制,应逐步缓慢推进,且须有相应的社会措施同时配套推行。     

论表达自由的界限（上）——从比较法、特别是普通法的视角切入

表达自由是自由社会的人们享有的一项带有普遍性的、根本性的权利,通常表现为宪法或法律规定的权利。鉴于各国政治和法律体制以及文化环境之不同,人们享有该项权利的普遍性和充分性存在很多差别,因此,可从比较法,特别是普通法的角度关注该项根本权利的行使及对其设定的界限和施加的限制,集中展示强加这等界限或限制的法理学说、理据以及方法和途径,并分析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