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环境罪危险犯研究

污染环境罪是我国环境刑事立法的当代产物,体现出《刑法》从严惩治环境犯罪的特点。然而,现行污染环境罪之结果犯不能有效实现环境保护的最终目标,危险犯的设立不仅有利于环境犯罪刑事司法和环境保护,也是环境刑法中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必然选择。而且,污染环境罪危险犯的设立不仅符合环境犯罪立法逻辑,也符合刑法谦抑性原则,具体操作中可以借鉴国外的相关立法经验。污染环境罪之危险犯应当规定为具体危险犯,主观上兼具故意和过失,《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为污染环境罪危险犯的成立标准提供了很好的依据。     

以高质量发展为统领推动山西经济转型新路出雏型

“在转型发展上率先蹚出一条新路来”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的殷切期望,更是对山西加快推进高质量转型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指导和宏伟擘画。“十四五”时期,山西必须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增强加快发展的紧迫感和时代感,为高质量发展和经济转型蹚新路出雏型提供坚强的思想理论指导;必须坚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提升山西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能力和水平,为高质量发展和经济转型蹚新路出雏型筑牢现代产业体系;必须坚持创新驱动,加快推进科技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和经济转型蹚新路出锥型提供坚实的基础动力保障。     

危害公共卫生罪中危险犯的合理设置

在危害公共卫生犯罪中设置危险犯是实现早期预防的需要。我国《刑法》中的"危害公共卫生罪"采取了三种危险犯设置形式,即抽象危险犯、准抽象危险犯与具体危险犯。其中,抽象危险犯和准抽象危险犯的设置形式有利于实现早期预防效果,但部分犯罪存在法定刑幅度偏高和入罪标准模糊的问题;而具体危险犯的设置则不仅在预防功能上明显滞后,还同时存在罪过形式含混、法定刑配置失衡等问题。因此,需要对其进行全面的完善。首先,应适当降低非法组织卖血罪和强迫卖血罪的法定刑,并将其划分为基本犯和加重犯两个刑罚幅度;其次,将非法行医罪和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的入罪标准规定为"危及就诊人身体健康的";最后,对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等具体危险犯,应分别设置对应的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前者设置为准抽象危险犯,后者不予设置危险犯。     

丽水生态经济博览会助推生态文明建设

10月28日至11月2目,丽水市委、市政府举办了中国·丽水首届国际生态经济博览会。省委书记赵洪祝发来贺信：丽水市举办国际生态经济博览会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希望丽水市以举办国际生态经济博览会为契机,坚持打好“生态牌”,努力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环境优势、人文优势,大力发展生态经济、优化生态环境、弘扬生态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切实加快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     

论剩余价值范畴从哲学含义到经济学含义的推进

从"不变资本向可变资本的转化"、"作为特殊商品的劳动力向作为一般商品的劳动力的转化"和"相对于生产关系的剩余价值向相对于生产力的剩余价值的转化"入手,将剩余价值范畴的哲学研究推进到经济学研究,是继承和发展剩余价值学说、研究建立剩余价值哲学以及从学术上彻底否定"剩余价值学说过时论"的关键所在。     

论我国行政犯构成要件的规范要素内容之填补原理与方法

与自然犯的构成要件不同,行政犯构成要件之中包含规范要素,即“违反前置行政法规”,规范要素的内容需要通过前置行政法规的具体规定予以填补,填补的内容关系着构成要件的准确适用。行政犯构成要件规范要素内容的填补原理在于法秩序统一,也就是前置行政法规与刑法评价的行为类型具有一致性,在目的上统一于前置行政法规与刑法共同保护的实体性法益类型。行政犯构成要件规范要素内容的填补方法在于以行政犯构成要件行为类型及背后的实体性法益为基准按照三步走的方法选取适格前置行政法规进行填补。第一步,在前置行政法规中挑选出与刑法构成要件行为类型具有一致性的保护性规范;第二步,在前置行政法规中选取出第一保护性规范所保护的调整性规范;第三步,在前置行政法规中筛选出保护实体性法益的保护性规范和调整性规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大众文化"中的转化研究

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大众文化在我国成为大众主要的消费和娱乐方式、以及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等这些原因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向“文化商品”转化具备了必要性。“民族心理”的客观存在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向“文化商品”转化有了可能性。“文化商品”承载着意识形态的功能,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向“文化商品”的转化有非常现实的重要性。     

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的规范限缩

持有行为入罪的正当性原理是行为对法益的抽象性危险。《刑法修正案(九)》设立的"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不满足持有型犯罪的基本特征:"持有行为与实害结果的密接性",存在对法益保护原则稀释。究其原因,在于宏大反恐背景下对于安全价值的过度倾斜。罪状中规范性构成要件要素含义不明确以及本罪的"恐怖主义活动"属性,导致了实然上规制范围的非理性扩张和制裁程度的加重。基于法教义学的叙事逻辑,在我国现实的刑事立法下,理应对本罪的处罚边界进行规范性限缩,具体路径包括:构成要件要素的规范解释、"正当目的"的出罪机制以及"最后适用性"的潜在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