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与孟子的辩术简论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关系的巨大变革,各家各派与人为辩,宣传自己的思想。其中,墨子、孟子的辩术最具特色,代表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拙文从二者辩术的继承和差异出发,分析阐释,进而探索他们对论辩艺术的深远影响。     

美国战略界对台政策辩论及其影响北大核心

当前,美国战略界围绕是否坚持战略模糊政策展开新一轮对台政策辩论。主张调整模糊政策、军事介入台海冲突的“保台派”快速兴起,但遭到“弃台派”和“维持现状派”的批判。三大派别都以美国台海利益、维护美国霸权最大化为逻辑起点,但不同的工作经历、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加上中美关系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变化的影响,导致他们在对台政策上的认知差异。这种政策差异本质上体现了美国战略界对于台湾在美国对华政策中是“战略资产”还是“战略包袱”的不同评估。因其内在缺陷,“保台派”的主张不会成为美官方的正式政策,却将在某些方面修正“维持现状派”的主张,进而影响美国对台政策的走向。     

安理会气候变化与安全辩论:共识、分歧及其逻辑

联合国安理会内气候变化与安全的辩论已经持续十几年之久，但是这些辩论并未达成有关气候变化与安全的普遍性决议。既有的研究文献大多利用安全化理论来描述和解释这个过程，但是缺乏解释力和叙事的完整性。安全化理论的一个重要局限是忽视安全化进程中听众的能动性，因此无法对安理会气候变化与安全辩论的整个进程和结果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作者建立了一个新的比较分析框架，据此对这些辩论的逐字会议记录进行了较为完整的分析，并提出辩论中其实存在着两种话语实践，代表着对气候变化的安全风险和应对途径的两种认知和逻辑，而不仅仅是安全化的途径和逻辑。从政策的角度看，安理会内气候变化与安全辩论虽然存在有限的共识，但面临着巨大的认知差异、话语竞争和逻辑分歧，通过具有约束力的普遍性决议的政治可行性较低，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基础的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机制是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最具权威性、合法性、普遍性和专业性的治理安排。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仅应维护该机制的主渠道地位，也应在安理会气候变化与安全辩论中发挥更大作用。     

交互涵化与全球环境治理的实践——以“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为例

随着全球环境及其治理的不断演化，全球环境治理出现了西方与非西方两种不同文化共同体围绕共同知识与地方知识的争论。为此，本文借鉴“交互涵化”的概念和理论，尝试梳理和辨析这一知识辩论、涵化和再生产的过程，并结合相关实践的案例加以验证。基于关系理论主张的中庸辩证法原则，共同知识与地方知识是互融、互补且和谐的，涵化是社会知识再生产的重要路径。其中，知识辩论是推动涵化的核心力量。在单向涵化阶段，行为体间围绕他文化体的知识进入自文化体知识体系的可行性展开辩论，确定涵化的价值，实现知识学习。在双向涵化阶段，行为体间就生产包含自文化元素和意义的知识进行辩论，重视涵化的反思性，完成知识创新。在交互涵化阶段，行为体以塑造融合两种文化基本特征与优势的知识为目标开展辩论，彰显涵化的交互性，实现知识汇融。“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构建呈现出明显的知识涵化过程。以国际组织为主的治理主体通过四场知识辩论，将以地方知识为内核的地方环境治理方式涵化为汇融地方性与共同性的全球标准。而作为“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典型案例，非洲绿色长城项目的发展证实了知识涵化与实践演化的相对同步性，知识层面的涵化塑造了共同体的学习、创新与汇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