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过错原则——《侵权责任法》第32条适用之解释

《侵权责任法》第32条基本上继承了《民法通则》第133条的规定,对其进行修改并不现实,只能通过法解释的途径予以完善。从《侵权责任法》的修改之处看,第32条的宗旨在于平衡受害人、被监护人和监护人三者的利益。从第1款和第2款的句式结构上看,二者是平行的关系,但第32条并不是基于财产能力的归责。第1款规定了监护人的无过错责任,但第2款不是有财产的被监护人的无过错责任。第2款中有财产的被监护人支付赔偿费用的前提是侵权责任的存在,必须证明侵权责任的四个构成要件,尤其是被监护人的主观过错的成立。因此,第2款规定的是有财产的被监护人的过错责任。     

浅析《合同法》基本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是指反映合同的普遍规律,反映立法者基本理念、体现合同法的总的指导思想、贯穿整个合同法的原则.<合同法>总则第一章"一麓规定"的第3条至第8条规定了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它包括:合同自由原则、平等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合法原则和合同法律约束力原则.     

西方通过环境设计的犯罪预防理论评价

通过环境设计的犯罪预防理论（简称CPTED）肇始于上世纪70年代,是西方犯罪预防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内容。由于首倡者学科背景的不同,从该理论诞生之时,就有不同的发展方向。目前主流的理论是强调外部环境设计的环境设计犯罪预防理论。CPTED理论基础有理性犯罪人、机会理论、日常行为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目前主流的CPTED理论的设计原则包括自然监视、自然通道、地域强化和维持四个原则。CPTED的借鉴可以从城市规划、社区物技防建设和居民安全防范意识等方面着手。     

我国《行政许可法》中信赖保护方式探究

信赖保护原则是行政法的一个重要原则,而信赖保护方式则是信赖保护原则的核心内容。信赖保护方式对相对人的信赖利益至关重要。作为一条系统的信赖保护方式路径,其不仅包括存续保护、财产保护,而且在顺序选择上应体现存续保护优先的精神。此外,在适时情形下应运用暂时性存续保护方式,以维护相对人的信赖利益。     

以人才赢未来

正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对人才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为做好新形势下人才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当前,浙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正经历着"成长的烦恼"和"转型阵痛"。在新常态下,浙江靠什么重塑竞争力、抢占制高点、再创新优势?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珍视人才、依靠人才,以人才筑优势、以人才赢未来。省委书记夏宝龙在日前召开的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人才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上强调,必须始终把人才作为最大依靠和第一资源,努力     

论德国联邦议院议席分配制度与选举平等原则——以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为中心

德国联邦议院的议席分配制度有着鲜明的特色,5%条款、基本议席和超额议席等制度保证了德国政治的稳定性和德国各政党、各阶层的利益。但是,议席分配制度也因排除小党、过于偏重大党利益,受到是否违背选举平等原则的质疑,并引发一系列宪法争讼。联邦宪法法院通过构建选举平等原则的精细化体系,在选举平等原则的框架内合理解释议席分配制度,既维护了议席分配制度的稳定性,又推动了议席分配制度能够适应德国政局的发展。     

苏联解体后的二十年——俄罗斯的经济、社会与民生

苏联解体已20年,俄罗斯这个在苏联的废墟上站立起来的国家,历经20年的转型,从动荡、衰退和低迷中走了出来,有了今天的增长和稳定。上世纪的十年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前面十年的一些标志性场景:1991年苏联解体的那个秋天,商店货架上空空如也,老百姓为面包、肉、盐、糖和火柴排起长队。1992年,在"休克疗法"之下全年消费价格上涨25.1倍,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14.5%。1992—1994年大规模私有化缔造了私有者阶层,却使大量国有资产流失,铸造了成百上千的亿万富     

过程与实质的冲突——密尔民主思想述评

在密尔看来,民主制度的最大优越性其实就在于其能促进社会和个体的功利和进步。但是,也正是这种民主价值的外在预设使其民主思想中出现了过程民主和实质民主的冲突。在两者的冲突中,密尔将权能原则置于平等原则之上,提出了多元选举制度,这也为许多后世民主思想家所批评。     

小议车改

全世界公车配备原则,有多种方式。比较有特色的,有三种。 一种是亚洲小龙韩国式,它是极端按需配车。韩国首都首尔市,公车只有几辆,个位数,远不如中国一个县处级单位公车多。从市长算起,因特殊公务需要用公车之后,公车必须开回机关入车库停放，并登记备注。谁想公车私用哪怕是一小时，都没门儿。     

关于被害人过错基本问题的思考——以一起反暴力拆迁致人死亡案为视角

被害人过错是一种违反谨慎义务、与危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价值否定性行为。被害人之所以应承担责任在于其行为降低了行为人的可谴责性,对结果的产生施加了原因力。在被害人过错行为的刺激下,刑法不能期待行为人实施完全适法的行为,因而被害人过错降低了行为人的期待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