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投资争议的“强制性仲裁”

传统理论与实践都认为，自愿性是仲裁的基础和核心。但随着国际社会与国际交往的发展。在国际投资领域已经开始出现了强制性仲裁。国际投资领域中的强制性仲裁的出现，对于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是国际商事仲裁发展的新动向，而且随着发达国家通过投资条约及其他国际条约日益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以及发展中国家日益加强对外国投资的吸引力度，强制性仲裁可能会有更大的发展。其所涉及范围也可能从投资领域扩及到其他领域。     

对国际商事争议可仲裁范围的探讨

近年来 ,国际商事仲裁发展迅猛 ,其重要原因之一即是国际商事争议可仲裁范围的不断扩大。本文主要探讨国际商事争议可仲裁范围的含义、成因、其在各国立法和实践中的体现以及其发展趋势 ,并对中国有关规定与实践进行分析 ,指出其优点与不足。     

国际环境争端解决机制研究

解决和避免国际环境争端已成为近年来备受关注的论题。无论是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期间还是新近多边环境协定的谈判和实施过程中,国际环境法的遵守问题都引起了各国政府和国际法学者的关注。多边环境条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WTO规则,是国际环境争端解决机制的主要法律渊源。在一定范围内,这些多边条约和条约体系相互影响、相互推动,又相互矛盾和冲突,呈现出国际环境争端解决机制的独特发展形态。     

解读新“INTERNET条约”——《WIPO保护广播组织条约草案》述评

《WIPO保护广播组织条约草案》反映了现代传播技术发展背景下广播组织的时代需要,它扩大了广播组织主体的范围,增加了广播组织的权利内容,强化了对技术措施的保护,并在均衡广播组织与广大公众之间利益的基础上,规定了权利的例外与限制.《WIPO保护广播组织条约》的即将出台,将和WIPO的另两个条约WCT和WPPT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INTERNET条约"体系,对我国著作权法将产生重大影响.     

浅析国际商事仲裁的证据标准

本文考察了国际商事仲裁证据制度的基本价值取向；探讨了诉讼中和国际商事仲裁中证据标准的差异和各自特点；结合对诉讼证据特征的分析，参考有关仲裁实践与规则制定，归纳了国际商事仲裁证据标准的自有特征，借以对理解国际商事仲裁证据及完善我国涉外仲裁证据规则有所助益。     

“中国平安诉比利时王国投资仲裁案”——以条约适用的时际法为视角

"中国平安诉比利时案"的核心争议是条约适用的时际法问题。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仲裁庭对该案的审理过程过于倚重形式法律推理与条约文本解释,未按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8条的要求充分考虑中国与比利时在缔结2009年双边投资协定时的立法意图。目前中国有大量双边投资协定处于"自动续期"状态,有待签订新约予以取代。在谈判新的双边投资协定时,中国应制定内容明确的过渡条款,或纳入专门的时际法适用条款。当某一投资争端涉及新旧双边投资协定的衔接问题时,中国投资者可考虑先寻求东道国当地救济,再适时诉诸国际仲裁。     

国际商事仲裁中的证据

在当今的国际仲裁中,几乎没有什么人采用在法院诉讼中适用的严格的证据规则。各国法律以及机构的仲裁规则对仲裁中应适用的证据规则只有少数的、原则性的规定,而把这个问题主要留给了当事人和仲裁庭自行处理。在这个领域中,影响最大的是国际律师协会制定的《国际仲裁取证规则》。它是一个欧洲大陆法系和英美普通法系结合与妥协的产物,为国际商事仲裁提供了便利和有效的帮助。其中有许多做法是我国现行法律和实践中所没有的。我国律师和仲裁员在总体上对该证据规则不够熟悉,在中国的仲裁实践中也鲜有适用它的例子。随着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理解和熟练运用国际仲裁中通行的证据规则将成为摆在仲裁专业人士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中国与国际法治的完善：历史分析与未来评估

国家与国际两级法治具有密切的联系。法治化的国际关系有可能为中国提供更加有利的发展环境,能够有效地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和巧实力。从历史的发展上看,虽然中国长期处于国际法律体制的边缘,但仍为国际关系的法治化作出过积极的贡献。从未来发展的前景看,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还有可能为国际社会的进一步法治化作出更多的贡献。     

论国际商事仲裁在金融争议解决中的运用

近年来有关国际商事仲裁的实践表明,其作为一种争议解决方式在金融领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适用。除对其在金融领域适用时的一些传统理论障碍予以了有效的克服以外,国际商事仲裁作为一种争议解决方式的优越性也正得到进一步的体现。虽仍存有一些不足,但在国际和国内机构的推动下,国际商事仲裁方式在国际金融争议及我国涉外金融争议中,都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     

用新安全观的视角看加强国际警务合作的必要

冷战后,中国提出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努力营造长期稳定、安全可靠的国际安全环境。新安全观需要新思维。在以合作求安全、以协商求安全,建立新的安全机制维护安全和坚持反霸反恐并重的思维。新安全观强调重视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而国际警务合作是对付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的有力武器之一,因此,应该用新安全观的视角来看加强国际警务合作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