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塑令”执行因何遭遇阻滞？——基于修正后“模糊—冲突”框架的分析

限塑令历经长达十多年的执行期,政策效力减退趋势明显。以修正后的模糊—冲突框架为基础,构建政策属性分析维度,以中央政府以及省、市、县等三级地方政府颁布的相关政策为样本进行内容分析。研究发现:当政策经由中央政府传递至省、市级政府时,政策模糊性上升、冲突性下降,执行模式趋向试验性执行;当政策传递至县级政府时,政策模糊性下降、冲突性上升,执行模式趋向政治执行。政策模糊性变化所造成的信息交流阻滞、公众参与不足、基层简化治理,政策冲突性变化所带来的以政府管制为主的政策手段、倒错的激励结构以及下沉的执行压力,均体现了以压力型体制为制度基础的集权式执行方式,限塑令执行阻滞机理深刻嵌入在环境威权主义治理的政治逻辑与内在张力之中,帮助限塑令走出阻滞泥潭需要矫正各级政府的认知与行为。     

公共领域算法决策的几个问题探讨

在技术驱动和公共管理职能转变的需求下,公共领域算法决策得到广泛应用,其在管理职能和方式中的独特性是规则调整的前提。算法决策同公共权力的结合,使得技术发展无法中立,且在机会平等表象下可能造成对权力秩序的冲击和对个体权利的侵害。传统的法学调整方法面临分散的个体发展同民主秩序稳定、风险预测与因果关系、权力赋予与权利保障等矛盾的协调问题。公共领域算法决策的法律规制必须在算法系统、价值选择、制度构建和评估标准层面进行引导。     

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卷化与行政权运行逻辑

内卷化已经成为基层治理创新的重要障碍。内卷化具体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基层自治培育的不断努力与自治性功能弱化之间的悖论;二是基层治理中权力的弥散化与权威弱化及功能性不足之间的悖论。内卷化微观运行的基础是权力共生网络,依凭权力共生网络可以建构三种权力行动逻辑。支配—适应、协同—合作治理理念下的权力运行逻辑虽然迎合了开放、互动、共生、民主的治理主旨,然而行政权的主导色彩与自治权的功能性不足导致其难以避免陷入内卷化的制度困境。基层治理中,亟须培育协调—整合的权力运行逻辑。     

中国财政制度改革的内在逻辑及其历史经验

从宏观层面来看,财政制度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改革逻辑。中国财政制度改革先后经历了古代的统治逻辑、建国后的稳定逻辑、改革开放后的分权逻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的规范逻辑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治理逻辑。通过分析中国财政制度改革的政治学逻辑,可以看出财政制度改革的根本着力点是解决最突出的矛盾,改革过程中既要借鉴国际做法,更要结合本国国情。为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财政制度改革应该以均衡和高质量为改革重点,提高财政制度改革的创新动力,使财政制度改革更加科学、更加符合人民群众的新期待。     

论中国共产党初心和使命的内在逻辑

初心和使命既具有各自质的规定性,又具有内在的关联性。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奋斗的永恒主题,它强调的是动机,具有目标导向。为人民谋福祉最终是为了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因此使命强调的是任务,具有结果导向。马克思主义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必然要把实现中国人民幸福上升到实现全人类的幸福,担负起为人类进步作出更大贡献的新使命,它强调的是天下情怀,是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两者的统一。党的初心和使命内在逻辑体现为永恒主题、光荣使命和使命升华三个层面。     

论用学术讲政治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所有的社会科学理论都有一定的价值内涵作为灵魂,也都会以一定的方式讲政治。只有用学术讲政治,才能够避免讲政治的独断论和经验论两种错误倾向,才能用学术的内在逻辑论证价值,确保形成合理的价值追求和广泛的价值认同。坚持用学术讲政治,要确保政治方向、提供学理支撑、把握时代脉搏和运用中国话语。     

马克思主义者初心与“使命型政党”的理论逻辑

中国共产党人之为马克思主义者,从基因和血脉上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然是一个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人的美好愿景源自对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追求,而对资本主义的制度批判激发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自觉,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政治立场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追求之所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启迪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而知行合一则指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现实路径。马克思主义者初心之于中国共产党人而言,是使命的理论传导,这构成了使命型政党的理论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