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现代性政治的缺憾及其建构的思考

从政治理性到理性主义政治的蜕变,缘于工具理性在政治领域的极力扩张并占据了支配地位.这导致理性自身所蕴含的工具与价值双重意义的疏离,使现代性政治暴露出强烈的实用性、功利性色彩和人自身在政治生活中的意义的丧失.为此,必须从社会生活世界的视角,着眼于人自身价值的实现来追寻政治价值理性,以建构合理性的政治理念.     

“治理庸官”要理性定位

“治理庸官”的消息来自2005年10月25日的《中国青年报》:广东省深圳市委审议通过的一份“治理庸官”计划,将干部的20类行为如不务公事,心浮气躁、无心作为,世故圆滑、居功自傲、不思进取、欺上瞒下等列入“不作为、乱作为、不会作为”,凡涉及这类行为的干部,轻则被谈话告诫、通报批评,重则按辞职辞退、法纪处理。党政机关作为制订公共政策的权威部门,其“治理庸官”计划的一举一动都会引发公众的留意。当权利、宪政话语渐次达到共识层面,其功能正以维护公众的权利为基本诉求,因此“,治理庸官”除了传递党政机关的一种决心、精神,给“治理庸…     

公共决策中的理性:价值问题研究

本文尝试对公共决策过程中的理性,尤其是工具理性的含义、内容及其与价值的关系进行探讨,并提出理性面对不同层面的价值时有不同的反应、诉求和精神体现。工具理性在对待价值问题时所暴露出来的局限是其自身无法克服的,而且也给决策实践带来了诸多问题。     

迈向理性的刑事诉讼法学——2006年刑事诉讼法学研究述评

2006年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主要围绕刑事诉讼基本理论、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司法改革以及证据制度等问题进行,体现了如下几点可喜的变化和进步:刑事诉讼法学的学科体系逐渐从注释法学转向理论法学,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在检讨传统刑事诉讼法学基础上出现了一些富有创见的新理论体系;研究方法趋于多样化,特别是实证研究的引入为刑事诉讼法学注入新的活力;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仍然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体现了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的互动。     

法律论证:一个关于司法过程的理论神话——以王斌余案检验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

阿列克西的法律论证理论无力为司法程序和司法判决提供有用的启示和指导,这种理论的前提缺乏经验基础,论证也出现了自相矛盾,并且由于忽略了司法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和权力运作而从总体上误解了司法过程所追求的现实目标。当法官从实在法范围内无法获得令人满意的判决结果时,应当求助于社会科学的论证,而不是道德哲学的论证,后者无力为法律疑难问题提供决策方案,充其量也只能够大致满足公众寻找正当性依据的心理需求。     

期待理性和非理性俱佳的公共管理者

传统公共行政管理对于非理性因素的研究非常之少 ,甚至被排除在行政管理学研究范围之外。本文通过阐述两面性的公共管理者 ,对比分析非理性与理性因素在公共管理中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 ,表明二者都是不可或缺的极重要形式。也期望能够引起同行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和兴趣。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动力支点分析

构建和谐社会是全国人民的共同夙愿,是当代中国的时代主题。从矛盾的视域解读,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化解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矛盾的过程。因此,为了有效地化解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使整个社会达到一种“和而不同”的理想状态,文章从和谐社会构建的动力支点———思想互动、政治理性、社会自治的三个层面,详细分析了和谐社会构建的可行性与现实性。     

理性的异化和异化的理性

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理”的概念既具有对象属性的含义，又具有主体活动的含义。一方面，如《庄子·天下篇》所谓：“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①王夫之所谓“理者，天所昭著之秩序也”，②指的都是对象的特定属性，即事物的条理、法则，亦即事物的有秩序性和必然性。另一方面，就“理”的本源而论，“理”指的是玉，未理之玉被称之为“璞”，“理”是对“璞”的剖析、琢磨。从哲学的意义上说，“理”的这两个方面的含义是相一致的。因为正是由于万物皆有其“理”，人才能认识到这种．“理”，并以自己的活动加以剖析，使之得以显现。     

浅析涉法文学对当代司法实践的思考

本文主要通过对当代涉法文学的梳理,对文学作品中反映的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思考,透过复杂的表面现象审视这些问题,总结出当代司法实践中存在着面对新问题无法可依、因司法腐败而有法难依和因文化因素的影响而有法难依的三个问题。     

论逻辑教学与公安大学生批判性思维培养

加强公安大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已成为逻辑学教学的重要任务。在教学实践过程中,以典型案例分析、模拟场景演练、逻辑真题讲解等快捷途径和方法对公安大学生进行批判思维能力的培养,目的是让公安大学生养成批判性思维的习惯和敏锐力,更为有效地提高与深化公安大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从而为公安一线输送合格的警务人才打下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