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警察权规制路径的思考

警察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警察权的运行状态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一个国家法制文明的发展水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转型时期,警察权的运行状态引起了学术界和公共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警察权的配置是根据国家政治制度和权力组织形式而界定的,研究警察权的治理问题必须基于国家政治制度的框架,坚持从现实社会的需要与可能出发,才能解决问题。     

论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的效力认定权

谁有权认定仲裁协议的效力是国际商事仲裁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国际上的通行做法是仲裁庭基于管辖权/管辖权原则有权对仲裁协议有效性进行认定,而法院基于对仲裁必要的支持与监督也在一定时候对仲裁协议的有效性行使认定权。在对此进行分析总结的基础上,笔者指出了我国当前在仲裁协议效力认定方面存在的明显不足,并提出了改进意见。     

一物一权原则的困境与出路

传统一物一权原则为罗马法时代的产物,仅适用于有体物和所有权,具有时代的局限性。一物一权的基本功能在于建立物与权利的法律联系,该种物权法基本立法技术应为我国采纳。为因应社会发展变迁,“物”应包括有体物、无体物、集合物等,而“权”则对应所有权、他物权以及知识产权等。     

数字时代反规避权立法的比较与反思

反规避权系版权法为应对数字时代的挑战而创设的一项与传统的著作权截然不同的权利。反规避权自问世以来,不断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而且事实上也产生了诸多的消极影响。在各国的立法例中,虽然有关反规避权的制度安排不尽相同,但对于反规避权的消极作用的法律规制均存在一定的缺陷。我国在给予反规避权保护的前提下,更应该尽快完善对于该项权利行使的限制。     

论刑事被指控人的律师权

刑事被指控人的律师权,源于刑事被指控人自身所享有的辩护权,其理论基础至少包括控辩平衡,刑事程序主体理论,权力制约,公平审判和追求案件真实、保护无辜等。律师权在涵义上可以归结为三个层面:刑事被指控人有自由选择律师的权利;刑事被指控人有获得律师有效辩护的权利;刑事被指控人有获得律师免费帮助的权利。     

大数据时代下隐私权和信息权的研究

大数据是把"双刃剑",它能够促进经济变革、造福社会,但如果被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将会损害社会利益和公众利益。大数据时代对隐私权和信息权的保护带来了新的冲击。大数据时代下,对于侵犯隐私权和信息权的行为,可补充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在特定情形下,也可适用惩罚性赔偿。     

侦查机关撤案权研究——以审判中心为视角

侦查机关撤案权的有效行使能节约司法资源,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目前我国侦查机关的撤案权在行使过程中仍然存在法律规定宽泛、权力行使不到位以及缺乏有效监督等问题。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制度改革中,为了更好地兼顾司法公正和保障人权,提高司法效率,应该转变对撤案权的认识,完善撤案权的法律规定,保障撤案程序的公开与参与,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并且尝试通过撤案决定审查备案制度加强对侦查机关行使撤案权的监督。     

基层治理视角下综合行政执法权问题研究

法治是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基层治理是实现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将行政执法权限和执法力量向基层延伸和下沉,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面临一些如基层治理主体法律地位不明、执法权限不清等困境。因此,必须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完善依法行政制度体系;明确治理主体职责,统一落实执法规范;建立长效机制,健全跨部门协作治理体制;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强化执法监督,以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不断提升综合行政执法水平。     

历史上“法与权”的博弈

"法治"还是"人治"?这是非常重要又比较敏感的问题,此问题不解决,"依法治国"就是一句空话。从理论上说,"法治"优于"人治",法比权大,但理论与现实往往有一定距离,现实中有法大于权的,也有权大于法的。1780年,云贵总督李侍尧因贪赃索贿,情节恶劣,为云南储粮道海宁参劾,大学士九卿会议"依法"定为斩决。但乾隆皇帝认为李侍尧在督抚中最为出色,遂"百计回护",命"重议"。当"重议"结果为"请照初议"时,乾隆对支持九卿之议者"大加斥责",以"罪疑惟轻"为由,下诏将李侍尧定为斩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