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社会的治理与乡制变迁

中国传统社会千年相承的乡村体制只是在近百年内才发生转型.在乡制的转型中,虽然交织着国家权力强化与社会力量成长的矛盾性发展,但占主流的始终是前者.自晚清以降,支配与指导乡制改革的价值理念始终是工具主义,即仅仅将它作为强化国家权力控制力的手段,作为一种新的更有效的治理工具,而没有同时强调其制约国家权力、维护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内在价值.因此,一旦国家权力感到不再需要,就完全有可能将基层政权的民主自治性质弃之不顾.这种缺陷,既直接反应在乡制变迁的曲折历程上,也反应在现行乡镇体制的实际运作中.     

仲裁员法律地位的探讨

随着我国加入ＷＴＯ，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推进。改革我国的仲裁制度以便与国际接轨，势在必行。众所周知、加入ＷＴＯ后会对我国的外贸产生相当大的积极影响．但国际商事争议的发生同时也会随之频繁和复杂，这就对争议解决制度，特别是仲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我国在并不完全适合自由贸易的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建立起来的仲裁制度，必须加以改革，以便与国际接轨。     

自认性质探究

在完善证据制度的呼声不断高涨的背景下,对自认制度进行理论上的深入研究和挖掘也凸现出来.本文认为对自认性质的探索首先应区分诉讼上的自认和诉讼外的自认,并认为诉讼上自认的性质应界定为"观念通知说",而否弃"意思表示说";诉讼外的自认应定性为"区别说",而摒弃"传闻法则例外说"和"情况证据说".     

“告别革命论”辨析

本文拟就当代中国新文化保守主义的史学纲领——“告别革命论”做一番全面的审视和评判。作者认为,其所赖以支撑的两大理论观点——“激进主义产物说”与“革命只破不立说”均不符于历史的事实真相。通过质疑和辩驳可以发现,辛亥革命以及本世纪的一系列革命运动并非如“告别革命论”者所谓是“丧失理性”、“盲目鲁莽”、“破坏一切”,而是具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和伟大的历史意义。至于“告别革命论”者缘何陷入认识上的某种误区,这恐怕不得不归咎于其方法论上那些值得检讨的诸多舛误。     

从语义场看词义演变的类型

20世纪80年代以前,国内谈到词义演变的类型,基本上是“扩大、缩小、转移”三分法的一统天下。80年代以后,随着现代语义学研究的深入,对词义演变问题有了更多的理解,学界提出了许多新的看法。一方面,“扩大、缩小、转移”三分法仍在各种场合时有所闻,甚至被认为是词义演变的主要     

“危险”的判断——论刑法中的不能犯

不能犯是指行为不构成犯罪 ,因而不具有可罚性的情形。区别不能犯和未遂犯的关键是判断是否存在法益侵害的“危险”。对此 ,理论界存在“纯粹主观说”、“抽象危险说”、“具体危险说”、“客观危险说”四种观点。我国通说主张的“抽象危险说”是比较适当的观点。     

顾颉刚"古史层累说"的形成及意义

1923年,顾颉刚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这一观点的形成与顾先生特殊的学术渊源及时代环境密切相关.它一经提出,即引起中国史学界的广泛关注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客观评价这一观点并吸取其科学合理的成分对中国上古史的研究有着积极的意义.     

从《说文·序》段注看段玉裁的语言文字观

段玉裁是注释《说文》的大家。在其对《说文·序》的注释中,系统反映了其科学而先进的语言文字观点。关于文字的起源、作用与性质作出科学的认识;界定“六书”的内涵,并使其在辨析中更加明确;认识到文字的三要素———音、形、义三者并重、三者互求的统一观,对文字学的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化解全球化过程中宗教冲突的儒学资源

全球化其实是世界上各种不同文化传统之间“趋同”与“求异”的一体两面。“求异”的根源在于不同宗教传统之间的差别 ,而如何对待宗教传统的差异 ,从而化解愈演愈烈的宗教冲突所导致的文明冲突 ,如今尤为迫切。儒学传统并非西亚一神教意义上的宗教 ,但具有独特而深厚的宗教性。其中蕴涵的“理一分殊”的多元主义宗教观 ,在明代的阳明学中趋于成熟。而这种“理一分殊”的多元主义宗教观 ,可以为化解全球化过程中的宗教冲突提供一笔丰厚的资源。     

再论法是"理"与"力"的结合

本文阐述了法是"理"与"力"的结合,"理"是基本的,"力"是必要的,对法的认识和理解要坚持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一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