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三个结合” 提高学习质效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是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带领全国人民砥砺前行的过程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流沙河：传统文化不是鬼话，也不是神话

流沙河说，治理社会还得要有民主和法治，如果光靠儒家那一套东西就可以治国理政，李鸿章、曾国藩这些人就不用搞什么津务运动了，清朝也不会亡国了。     

论社区文化建设中的宽容精神

社区居民在彼此之间的利益关系上有所冲突、在价值观念上会产生差异,因而导致居民之间在行为选择上和情感表现上的相互排斥和对抗,给社区的和谐生活带来直接的威胁。社区文化建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消除社区居民之间各类矛盾与摩擦。宽容作为解决社会关系矛盾的一种重要方式,有利于保持社区内和谐的社会风尚和良序状态。因此,培育和养成社区居民的宽容精神,以宽容文化的软管理来加强和推进和谐社区的硬管理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以儒释法”对中国古代法律之影响

"以儒释法"是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中的特殊现象,起源于汉代董仲舒的"春秋决狱",发展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完善于唐代。其核心在于强调儒学在司法实践中的指导作用,以儒家伦理价值观作为判断罪与非罪、衡量刑罚轻重的依据。"以儒释法"的出现打破了汉代以前儒法对立的局面,并将法令赋以道德的内涵,缓解了秦代以来严刑苛法与百姓间的矛盾。本文围绕董仲舒的"春秋决狱",阐释"以儒释法"对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影响。     

白色恐怖下高度警觉的宋庆龄

<正>解放前,腥风血雨、变幻无常的残酷现实,使宋庆龄练就了一种对敌斗争的高度警觉性。对此,原中共特委三科董健吾的女儿、20世纪30年代初期曾担任过5年宋庆龄通讯员的董惠芳有着很深的印象,也从中学到了不少对敌斗争的经验。当时,年仅13岁的董惠芳刚担任通讯员工作没多久,有一次,她奉命前往上海莫利爱路29号宋庆龄家送情报,刚走到大门口,正要揿门铃时,忽听门内有说     

20世纪西方“形式主义”文论“文学形式”思想述论

形式主义文论文学形式思想有三个发展阶段:语言形式阶段,侧重文学语言特殊性的研究,借助文学语言的特殊组织,文学成为一个审美自治的领域,以俄国形式主义文论为代表;本体形式阶段,侧重文学形式与意义结合为有机统一体,文学具有向本体世界追寻的能力,在现代社会具有精神救赎的作用,以英美新批评文论为代表;功能形式阶段,侧重文学形式与社会精神结构之间的关系,文学处于社会精神结构的指定位置,通过阐释活动建立起文本与世界的联系,以法国结构主义文论为代表。     

前沿视点

有制约才有真话宫秀川在《学习时报》上撰文认为,说真话是我党在各个时期都积极倡导的,对于党和人民之利是尽人皆知的,为何我们一直提倡说真话,而假话还是很有市场?因为说假话安全,说好话圆满,多说一些恭维的话、阿谀的话、吹捧的话,不仅可以给某些领导带来一份好心情,说假话者也可能因此得到一份好回报,因此假话成了一种无成本的投入和廉价的贿赂。而这背后更重要的是,有人愿意听假话,有听假话的需求,假话自然就有市场。假话的需求从何而来?大多是来自于大权在握的领导者。只要领导高     

契约精神

正是契约精神,孕育了西方人的诚信观念。他们认为,人与人之间与生俱来的天分和财富是不平等的。但是,可以用道德和法律上的平等取而代之,让在最初状态不平等的个人在社会规范和法律权利上拥有完全的平等。与美国总统陵墓为邻的孩童坟墓在美国纽约哈德逊河畔,离美国18届总统格兰特陵墓不到100米处,有一座孩子的坟墓,墓碑旁的一块木牌上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1797年7月15日,一个年仅5岁的男孩不幸坠崖     

论人大释法及其与香港特区司法终审权的衔接

《香港特区基本法》赋予了特区法院以司法终审权,而人大释法与之并行不悖。人大释法符合《香港特区基本法》与我国的宪法体制,虽然人大往往是被动释法,但却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和较强的政治性,其解释规则亦异于特区法院。为了使人大释法与特区司法之间进行更好地衔接,需要进一步在实践中明晰《香港特区基本法》第158条、强化基本法委员会的作用并适时启动修法程序。     

论法学通说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应用——以裁判文书说理为视角

法学通说是法学研究的产物，是学术思想的凝结，也常常应用于司法实践。裁判文书中，通说既表现为理论通说，也包含了司法判例等实践通说。经验观察表明，当事人与法官都会应用通说，通说对于案件事实认定具有作用。在法律适用环节，通说有助于法律规范的选择、案件事实与规范之间的衔接并提高裁判结论的说服力。疑难案件是通说应用的主要场域。法学通说不是规范意义上的法的渊源，而是一种裁判理由，通说司法应用的本质是一个裁判说理问题。司法实践中，存在通说不发挥实质论证效力、法官不对当事人援引通说进行回应以及不同主体对通说的差异化应用等问题。未来需要对通说的援引条件和援引程序加以规制，论证义务是对法官主动应用通说的实质要求。在法律规范的基础上，法官以通说说理需要平衡当事人、法律职业者以及社会公众不同需求，以提高裁判结论的可接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