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的“新型”最为重要——新的全球治理如何可能

旧的全球治理,即国际治理,在回应日益增多增大的全球问题、全球挑战上有着许多失败的记录。新的全球治理的必要性是很清楚的。但是,新的全球治理到底“新”在何处？新的全球治理应该是关于全球问题和全球挑战的新的理论与实践。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实现新的全球治理,国际社会如何找到全球治理的“新型”,即走向有效的全球治理的方式、手段和模式上的创新。当前,下述三个同时展开的进程可能导致全球治理的转型：第一,改革现存的国际制度,增加新兴大国在其中不可或缺的作用。第二,发展诸如二十国集团这样的相对理想却初生的全球框架。第三,在联合国主导下,建立一系列针对日益增加的全球问题的新的国际制度。中国等新兴大国构成全球治理转型的主要动力之一。在一些具体的全球治理领域,诸如冲突后管理、金融治理、地区治理,这些国家可以通过提供务实而有效的全球问题解决方案来增强它们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     

构建党风廉政体系促进金融业务发展

云南省农村信用社通过8年多的改革发展,已经成为全省最大的金融机构。新一届省联社党委组建以来,始终以构建科学有效的党风廉政体系为重点,以推进全省农村信用社改革发展为中心,初步形成了一套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创造了同业领先、广受好评的“农信速度”,书写了“草根金融终成一哥”的新篇章,成为农村信用社改革发展的“防腐剂”和“助推剂”。     

论新型城镇化视域下的农地流转资本化及途径

当前农地流转制度体系制约了供求主体能动性的有效发挥,从而导致地方政府在农地流转中经常职能错位并损害农户的合法权益。农地流转资本化有效地点击了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主要瓶颈,对遏制城市空心化、促进新“四化”协同发展、根治征地群体事件高发以及加快农民市民化等焦点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福建省农村土地依法自愿有偿流转改革研究

农村土地流转是指在农村所有权归属和农用地性质不变的情况下,拥有土地承包权的农民,根据自己的意愿,按照相关法律规定,通过转包、互换、转让、出租、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有偿转让给农户或合法组织,以获得更多经济回报,其实质是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本文通过分析福建省农村土地流转的现状和制约因素,对农村土地流转改革提出一些建议。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人录

黄秀清,女,教授,1942年4月出生,广东台山人。1964年7月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1964年8月从教至2004年4月退休,从事教学科研及管理工作四十载。1992年2月调入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历任教务处副处长、科研处处长、正处级调研员。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金融学会金融租赁研究会专家委员会专家、北京市租赁行业协会高级     

“金改”背景下中小企业借力民间资本融资问题研究

融资难是长久以来困扰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因素之一,与银行等其他融资方式相比,民间资本融资具备灵活性强、操作简便等更加符合中小企业融资个性的特点,具有很高的契合性。随着温州金融改革实验区的设立,标志着民间资本已从幕后走向前台,将逐渐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来源。因此,中小企业应以此为契机,积极探索借力民间资本拓宽自身融资渠道,创新金融体制改革,构建民间资本融资与中小企业发展共赢的制度平台,着力破解融资难题。     

资本丛林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论金融刑法的价值诉求、法益目标与学科定位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表明,金融权是公民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基本内容。此起彼伏的金融欺诈要求刑法对金融权进行有力有衡的保护,以期金融正义的实现。中国金融刑法的法益历经了秩序法益观向信用法益观的转变,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应以金融消费者利益为核心。领域法学研究范式打破了部门法划分的藩篱聚焦于问题的综合解决,金融统合法理论统合各种性质的法律规范对金融市场的一切要素进行统合规制,金融刑法便是金融统合法的刑事法侧面。     

建立农业产业基金转变湖南农业发展方式

现有的金融体系难以满足成长性农业企业融资需求,转变农业发展方式,需要发展与农业产业化、农业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农业产业基金。这种内生与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金融合约不但能够低成本地满足现代农业的资金需求,而且能够将农业经济发展中难以获得的人力资本配置到农业领域。农业产业基金是在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与实现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内生出来的一种金融合约,是基于经济体系内部需求而产生的一种内生金融组织。     

对井研县农村土地流转的思考

随着工业经济的强劲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土地耕作的结构模式与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矛盾日益突显。创新土地经营机制、推动土地有序流转,已成为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井研县要以科学规划、谋划全局为主导,以政策支持、完善机制为核心,大胆探索、创新模式、强化服务、专合引领、利益共享,创新土地经营机制,推动土地有序流转,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发展。     

关于金融犯罪《刑法》分类的理性思考

我国金融犯罪分类在理论上的争议主要是围绕对金融诈骗罪独立设节的必要性与合理性问题展开的,在明晰金融诈骗犯罪立法沿革背景下,基于对犯罪客体概念的重申和犯罪客体的犯罪化与犯罪分类机能的认知,我国金融诈骗犯罪独立设节虽然能突出国家对该类犯罪的重视,但是违背了我国以同类客体作为《刑法》分则章节设置的标准。从实然的法规范和应然的法体系视角来看,应将其纳入《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一节中;从应然的目的性视角来审视,未来《刑法》进行补正解释或将其纳入《财产犯罪》一章也许更具正当性与合理性,也是对我国国权主义刑法向民权主义刑法转变的有力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