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市委党校举行2021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

3月22日上午,桂林市委党校、桂林市行政学院、桂林市社会主义学院、共青团桂林市团校举行2021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桂林市委副书记、党校校长赵仲华出席开班典礼并作题为《砥砺初心使命奋力担当作为——在推进桂林高质量发展中建功立业》的开班动员讲话。     

攀枝花:地企协作机制护航亲清政商关系

攀枝花给予了攀钢全力的支持和帮助,让我们深受感动。希望地企双方传承友谊,共同努力为‘攀钢航母舰队’出海护航,地企携手前行,加快推动攀枝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2020年4月22日,在攀钢集团有限公司纪委和攀枝花市纪委监委地企协作机制签约仪式上,国家监委驻鞍钢监察专员、鞍钢集团党委常委、纪委书记孟庆旸如是说。攀枝花因矿而建、因钢而兴,当地人说,没有攀钢就没有攀枝花,工业不强不叫攀枝花。半个多世纪以来,地企双方休戚与共。2020年,为促进地企纪检监察协作更加务实、深入、全面,攀枝花市委市政府、市纪委监委不断深化监察体制改革,完善地企协作机制,用制度巩固亲清政商关系。     

熟悉的味道,更辣的配方——成都市纪委全会专题开展述责述廉

上午9时,伴随会议铃声准时响起,一年一度的廉政大考来了。1月28日,成都市纪委十三届八次全会召开,专题开展区(市)县党委、政府和市级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述责述廉工作,述责述廉对象逐一接受询问、质询和民主评议。台下,市纪委委员,市监委委员,不是市纪委委员的区(市)县纪委书记,市纪委监委派驻(出)纪检监察组组长(纪工委书记);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市监委特约监察员,以及专家学者和企业家、媒体、市民代表等已做好提问准备。     

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访市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彭三

记者:彭书记,通过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市委十一届九次、十次全会精神,您有怎样的认识和思考?彭三: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从国有经济、国有资本、国有企业、国有资产四个层面,就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发挥国有经济战略支撑作用作出重要部署。市委十一届九次、十次全会对“十四五”时期和2021年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工作进行了再部署,提出了新要求。     

北京市“接诉即办”的设计原理

“接诉即办”是以人民为中心和以基层为中心的北京超大城市治理实验,它开创了面向人民、面向问题、面向基层的超大城市治理变革实践,真正实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为了更好地厘清“接诉即办”的运行规律和内在逻辑,我们从人工制品和治理实验的视角理解北京“接诉即办”改革实践,并尝试探讨这场治理实验背后所蕴含的设计原理。作为人工制品和治理实验的“接诉即办”改革,其设计原理包括九个方面,即面向人民探询问题解决、集中统一受理市民诉求、分层分级解决市民诉求、政府部门直接面向市民、市民评价诉求解决效果、解决产生问题背后的问题、市委监督激励“接诉即办”、使用制度规范“接诉即办”和开发“接诉即办”数据资源。     

内塞伯尔:面朝大海的世遗古城

如果让我用一句话形容内塞伯尔,我只能说它是世界文化遗产里最繁华的,度假胜地里最有历史和文化的。保加利亚有一条堪称欧洲顶级度假胜地的海岸线,位于其第四大城市布尔加斯与第三大城市瓦尔纳之间,名为阳光海滩。它沿黑海的半圆形海湾向东伸展,直至巴尔干山脉的下降脊,以山海交汇处为终点。     

链接市民与城市:超大城市治理中的热线问政与政府回应——基于北京市12345政务热线大数据分析

大数据时代,热线问政成为超大城市感知城市演变、吸纳市民诉求、回应治理痼疾的新生机制。从政府回应性理论视角探讨了热线问政在连接市民与城市、重塑政府回应性的关键机制,并以北京市12345政务热线的海量实时数据为例,分析了超大城市热线问政过程中的市民诉求与政府回应之特征及其关系。研究发现,基础民生、基本民生和发展民生是北京市民对城市治理的主要诉求类型,不同类型的市民诉求具有鲜明的时空规律;政府回应在属地和部门分工上均显著存在。Logit回归表明,市民的诉求议题、时空特征、承办单位以及诉求属地的行政面积、人口密度、市民参与、人口复杂度和组织复杂度等,都显著影响着热线问政的政府回应性。     

摩托车还能骑回大城市吗?

当下,拥堵几乎是最突出的城市病之一。大家想出来的办法,主要是限牌和限行。今年5月,上海传出“绿牌新政”消息,纯电动微型车不再能获得免费牌照。而除了北上广深以外,更多城市也正被限行新规“套牢”。7月兰州发布的机动车限号政策就引起了很大争议,本地机动车要依尾号对应的日期上路,外地车也需单双号限行。     

“市管社区”扁平化基层治理创新——基于浙江龙港的个案分析

地方政府是基层治理创新的主要推动者和实践者。改革出现反复、改革身陷无变革改革困局、存在形式主义创新、持续推进改革动力不足等成为地方政府推动基层治理深度转型的主要挑战。基层治理转型的深度推进,势必遭遇基层治理现有体制的对抗,唯有通过变革治理体制,实现政府内部条块纵向关系优化和外部政社关系整合的有机衔接,形成稳定的制度安排,才能促进新支持机制和保障机制常规化,最终实现基层善治。浙江龙港一年多来的运行实践表明,市管社区有助于基层社会的良性治理,这为小城市基层治理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回顾与比较

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通过比较发现,党对新农村的认识一次比一次深刻,工作思路一次比一次明确,内容一次比一次丰富,在全党工作中的位置也一次比一次突出。研究党的新农村思想发展历程,对于加深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历史必然性的认识,明确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任务,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