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破产程序对担保物权优先性的限制

担保物权的优先性在民法中不可质疑,但在破产程序中,尤其在破产重整程序中则受到诸多限制.这种限制系破产程序本身的特点所决定,同时也是破产法立法价值嬗变的结果.基于利益衡平原则,对担保物权优先性的限制必须合理,我国这方面的立法尚存在诸多缺陷,有待进一步完善.     

应对竞争的抗辩:美国和欧共体反价格歧视法的比较与借鉴

价格歧视属于企业价格决策的一种,而价格决策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企业所处的竞争地位和竞争环境.而价格歧视又是竞争法规范的对象.为了将与竞争法目标相容的和不相容的价格歧视区别出来,除了其他规则之外,美国和欧共体的竞争法还确立了应对竞争的抗辩,被控方可据此推翻指控.比较美国和欧共体竞争法中的有关规则,分析两者在这一问题上的相同点和不同之处,针对我国未来反垄断立法中的禁止价格歧视条款,提出具体的建议.     

商标财产化的负面效应及其化解

商标本为一种用于区别来源的工具。然而,现代商标法将之财产化,并采用民法财产权体系中的绝对权保护模式。绝对权的认知结构预设着强有力的私权保护,这为商标权的强化和扩张埋下了种子。商标财产化的理论基础脆弱,经典的自然权利理论、现代的法经济学理论以及商誉论和广告功能保护论都无法为商标财产权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商标财产化在实践中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在我国还呈加剧之势,有必要予以纠正。在认知上,需要打破绝对权理念之拘束。在实践中,停止侵害的禁令救济的绝对化适用需加以纠正;混淆之扩张需谨慎对待,以反击"财产论"对"混淆论"的挤压。此外,还需提升商标性使用的地位,使其扮演商标法"守门人"角色,以期对商标财产权的不断扩张进行约束和限制。     

论纵向非价格限制的反垄断规制

纵向非价格限制是市场竞争中的常见形式,但主要法域的法律实施对现实回应缺乏有效性和连贯性,中国《反垄断法》亦未对其作出明文规定而使法律实施处于不确定状态。比较分析欧盟法和美国法就纵向非价格限制的规制发展出来的逻辑与经验类型,可以确立:以品牌内竞争限制为起点从而影响品牌间竞争的经销限制应为纵向非价格限制反垄断规制的规范类型。进而,对其实施反垄断规制的进路,应以“品牌内-品牌间”竞争为分析主轴,考察规制的结构性因素和规制区间,分析反竞争影响与层次、确认效率及其促进竞争转化。最后,至关重要的是,要明确纵向垄断协议作为独立规范类型的内在逻辑、形成区格于横向垄断协议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分析方法。     

我国过错解雇限制程序的不足及其完善——以司法判决为切入点

解雇程序作为解雇保护制度中的重要一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国个别劳动法的未来走向.在过错解雇制度中,虽存在可归责于劳动者的情形,但并非意味着雇主无需履行程序性义务.相较于过错解雇的实体性限制而言,我国劳动法对过错解雇的程序性限制规定较少且模糊.这不仅导致过错解雇程序在适用层面的错位与分歧,也不利于解雇保护制度的体系化发...     

马来西亚对中美战略竞争的审慎认知与积极应对

自2017年特朗普执政以来,中美之间从竞合性博弈转变为对抗性博弈。由美国发起的贸易战已发展为中美全面竞争,给全球经济造成负面影响,更给东盟各国带来经济、政治双重压力。这一时期,马来西亚面临选边站压力加大的复杂区域局势和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经济困境。基于对中美博弈升级的审慎认知,马来西亚强调不选边站立场,坚守在大国竞争中保持中立的外交传统,政治上倡导多边主义,保持战略选择的自主性;经济上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协定,在中美贸易战中寻求有利的发展机会,力促经济复苏,多渠道拓展自身的发展空间。     

越南对中美战略竞争的认知与应对——内稳经济、外重平衡的灵活策略

越南高度关注中美战略竞争,认为其对越南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越南在中美战略竞争中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力求平衡中美关系并试图从中获取最大收益。这些措施包括不选边、利用多边机制积极主动融入国际社会、推动东盟中心地位建设等。未来,越南灵活的外交策略依然不会改变,寻求安定的政治环境与经济利益最大化是其目标。但是越南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国际局势多变等因素仍然是影响其有效应对中美战略竞争的限制条件。     

中美战略竞争下泰国的“非中性”对冲：特征、成因与趋势

随着中美战略竞争持续升级,泰国一再重申传统对冲策略,但从中美泰三角关系走势来看,近十年来其战略重心明显朝着友华方向偏移。泰国“非中性”对冲源于国内政治权力结构调整的内生张力,呈现“以‘泰式民主’保守意识形态为基准,以经济与安全为两翼,以区域/次区域合作为纵深”的基本特征。从中长期来看,为防范泰国“非中性”对冲反转,有必要从地理连通、产业融通、民心相通等方面进一步夯实中泰战略合作根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化：逻辑进路与实践创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对于赓续民族文明血脉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任重道远,数字化为其守正创新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数字化所具有的资源整合性、多元性、广受众性等优势,能很好地打破传承理念碎片化、传承手段单一化、传承体系断层化等困境,这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数字化的互嵌发展不仅必要而且可能。数字化所带来的文化数据整合、文化空间共享、文化沉浸传播、文明交流互鉴等创新路径,有助于推动文化资源整合、文化空间延展、文化体验深入、文化互鉴畅达,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中华文化在当代真正焕发生机与活力,在国际文化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数字平台垄断与数字竞争规则的建构

数字经济在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核心推动力的同时也对市场竞争秩序带来了一定的挑战,数字平台垄断问题尤为突出.与传统企业形态相比,数字平台拥有在基础技术和商业模式上不同的动态特征,传统反垄断规则及其分析工具在界定关涉数字平台相关商品市场、认定市场支配地位以及审查经营者集中时所面临的挑战愈发明显,健全数字竞争规则对此予以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