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法调整对象再认识与劳动法学科重构

随着中国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的发生,劳动法的调整对象也由以往主要局限于个别劳动关系调整,转变为以个别劳动关系调整为基础,以集体劳动关系调整为主线,以社会劳动关系调整为目标。规范的市场经济下劳动法的作用,是从个别劳动关系的从属性出发,通过集体劳动关系的对等性,来实现社会劳动关系的协调性。与中国劳动关系和劳动法治的集体化转型相适应,中国劳动法学科理论基础和结构体系也需重构,构建一个以个别劳动关系调整为基础、以集体劳动关系调整为中心的新的劳动法学科体系,已经成为中国劳动法学科发展的当务之急。     

关于惩治腐败的几点思考

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腐败现象是侵入党和国家机关健康肌体的病毒，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任其泛滥，就会葬送我们的党，葬送我们的人民政权，葬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当前我国的腐败现象日益表现出腐败的主体多样化、腐败的现象社会化、腐败的行为集体化、腐败的发生经常化，而权钱交易则是腐败现象的重要表现形式和本质特征。究其原因，主要有：一是我国当前存在着产生腐败现象的客观条件。在我国旧体制的弊端尚未完全消除、新旧体制衔接尚未顺畅、新体制尚未健全和完善之时，一些利欲熏心者和极端个人主义者处心积虑地企图钻体制…     

推进工会体制创新是中国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的根本路径 —— 与常凯教授和游正林教授商榷

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是劳动关系结构和调整方式发展的必然趋势,但目前我国集体劳动关系尚未形成。我国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不能依赖于工人自发的集体行动,劳动关系深层结构调整需要政府的合理干预。与市场经济国家先通过集体劳动关系立法、然后规范自发的工会组建与集体行动过程、逐步完善集体劳动关系调整机制的路径不同,我国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只能在政府主导下通过"顶层设计",首先要完成体制内企业工会职能的变革,在此基础上构建集体劳动关系法律体系,从而推动形成集体劳动关系调整机制。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过程与体制性分析

广义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可以包括建国后至1978年前党在农村开展的各种政治运动。党把它看作推进我国农业集体化、现代化从而推进整个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动力和保证。由于各历史时期的不同背景和中心工作,社教运动在不同阶段虽然具有相当的连续性,但又具有明显的差别。不论社教所提出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如何,它实际上都以不同形式触及到当时我国发展战略及由此决定的经济体制所难以回避的一些深层次问题。     

中国持久的不平等:革命的遗留问题与改革的陷阱(上)

本文是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学副教授、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研究员李静君(ChingKwan Lee)与康奈尔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马克.塞尔登(Mark Selden)为杂志《日本热点》(Japan Focus)而撰写,发表于2007年1月21日。作者认为,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在这一炫目     

"再集体化"与政策协同: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改革的路径分析 ——基于广东佛山市南海区改革试点的经验分析

与农村集体土地大规模隐性入市的实践相比,我国关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管理的制度变革显得较为滞后,导致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权能不足,从而引发土地市场效率损失和公平缺失。广东佛山南海区新一轮土地改革试点的经验表明,农村土地的"再集体化"与政策协同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有效路径,因此,未来应推动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度改革为集体土地入市提供制度和组织保障,并通过提高改革举措的协同性有序拓展集体建设用地的权能,逐步构建"同地同权同价同责"的城乡建设用地管理体系,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土地制度的优越性。     

论群体劳动争议的现实表现与治理对策

我国现实中经常发生的劳动者群体与用人单位之间发生的冲突,具有群体性、无预期性、程式失序、争议内容混杂等特点。对于这些冲突和纠纷,不能简单等同于群体性事件,当然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集体劳动争议,可概括称之为“群体劳动争议”。群体劳动争议本质上属于经济纠纷,而非具有政治目的或者社会目的的群体性事件,不能以维稳思维和手段予以应对,而应通过法律对策予以解决。     

台湾高科技产业投资祖国大陆的现状与趋势

尽管台湾当局一再试图以“戒急用忍”政策来阻碍两岸的经贸交流,但自 1987年海峡两岸开始民间往来至今,已有近 5万家台湾公司来大陆投资,投资总额达 3万亿新台币。近年来,台商投资祖国大陆呈现大型化、高科技化及上下游集体化的趋势。许多台湾高科技企业受祖国大陆经济发展前景吸引并基于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需要,突破台湾当局的诸多限制,筹措巨额资金,加快投资祖国大陆的步伐,设立大型生产基地,为企业发展创立新的根基。 台商投资大陆 高科技产业的原因 　　80年代末期到 90年代初期,投资大陆的台湾企业,多采用 “区域分工型”的经…     

农业集体化进程中“包产到户”体制外探索述论

在我国农业集体化进程中,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党中央对农村社会主义经济形式的认识过于片面,导致“包产到户”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经历了“三起三落”的体制外探索的辛酸历史。第一次是伴1956年农业合作化运动而来,在1957年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夭折;第二次是应1959年上半年的人民公社的整顿而生,在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运动中折戈;第三次是随1960年下半年备战饥荒契机而发,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被当作“单干风”而被扼杀。“包产到户”的“三起三落”,真实地再现了当时中国农村社会新旧观念的博弈过程。     

苏联集体化中富农是怎样被消灭的

有关苏联富农的全部数字，至今也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数字。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30年1月30日决议中提出的属于第一类和第二类的富农分别是6万户和15万户。1930年2月4日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给各地苏维埃下达的电报指示也是这个数字，只是增加了第三类富农的数字，为80万户。根据苏联学者的估计，在剥夺富农的过程中，被消灭的富农总户数大约在100～110万户，有的地方竞高达总农户的1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