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模式中农业政策失败的沉痛教训

上个世纪20年代下半期,苏联为了取得超高速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所需的资金,发动了暴风骤雨般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在短短的两三年内建立起一整套由国家严格控制的集体农庄制度。农民重又失去自由选择权,沦为向国家缴纳"超额贡赋"的"农奴"。从此,苏联农业陷入一蹶不振的困境,并且造成苏联经济—社会的畸形发展。     

苏联集体化中富农是怎样被消灭的

在苏联20年代末30年代进行的全盘集体化运动中,富农被认为是"集体农庄运动的死敌"而被消灭,这场消灭富农运动的扩大化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富农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是与斯大林的整个社会主义观念和阶级斗争尖巍化的理论联系在一起的.     

"去集体化"与"弱组织化"过程中个体安全的寻求

中国的改革是制度变迁与日常生活转型的双重过程,"后单位时代"个体面对两个紧迫问题,一是"去集体化"变迁在削弱了"机械式"的政治与社会整合纽带的同时,也导致价值多元化与个体原子化程度的增加,也就意味着个体安全感的削弱.二是"弱组织化"的生活环境,使得个体安全感的寻求变得愈加艰难.因此,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工作及职业团体建设与社会共同性价值的塑造成为增进个体安全的组织和规范基础.     

《党史研究与教学》2014年第1期要目

正~~     

苏联农业集体化中的特殊移民现象

20年代末30年代初，苏联开始加速全盘农业集体化运动，从限制和排挤富农阶级政策向消灭富农阶级政策急剧转变，消灭富农阶级的最主要方式是强制迁移富农，由此出现特殊移民现象.在富农的划分、特殊移民的迁移、安置、劳动力使用等方面出现许多问题，特殊移民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异常艰苦，但特殊移民仍为苏联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特殊移民政策是苏联对农民的一次掠夺。     

“土地改革与中国乡村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作为20世纪中期中国现当代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土地改革对中国乡村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它不仅实现了农民"耕者有其田"的愿望,变革了农村的社会结构,重组了农村的阶级关系,引发了农村社会的种种变迁,而且成为整个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改造工程的逻辑起点,或明或暗地影响了集体化时代的整体运作实践。因此,对土地改革这样一个颇有价值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就成为推动集体化时代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题中之意。2013年8月9日至12日,由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及山西省历史学会联合举办的"土地改革与中国乡村社会"国际学术     

警惕在“不知不觉”间失去阵地

1945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在国际关系委员会上发表演说:"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经过偷换的价值观念。"这个"不知不觉"在40多年后不幸应验。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一元化的指导地位,公然主张在意识形态领域搞自由主义的多元化。各种错误思想和反动思潮甚嚣尘上,全盘否定斯大林,继而否定列宁和十月革命,否定新经济政策、农业集体化运动、卫国战     

一场何时采取社会主义步骤之争——建国之初关于山西农业合作社的争论

1951年初,在山西省委的支持下,长治地委试办了10个农业合作社.当时,在这一问题上,刘少奇及中共中央华北局同山西省委之间存在不同的意见.刘少奇对山西省试办合作社的批评虽然也有某些偏颇之处,但其主导方面是正确的,在今天也仍然不无启示和借鉴.     

集体化时期农民政治身份及其影响的变迁研究

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农民在阶级身份之外又获得了社员身份,而阶级身份依然得到延续、扩展并走向强化。与土地改革时期相比,集体化时期的阶级身份越来越深地揳入乡村社会生活的深处,镶嵌在农民的日常生活和心理世界之中,并借助于日渐强化的阶级政策和不断发生的政治运动而扩展其政治社会功能。不过,个人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表现也凸显出来,并日益成为经济政治社会资源分配的一项重要衡量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