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阶段,"五四"运动与中国社会史论战对此后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流布影响深远.一方面,唯物史观的译介与运用对中国史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唯物史观的解读受到当时流行的"左"派思潮影响而产生了一些偏颇:其一,"把西欧历史模式放大为普世规则,陷入历史单线进化论";其二,"忽视反映社会形态的核心...     

至神至愚：崇高与卑琐共存——论麦家笔下的“问题”英雄

麦家作为新世纪以来坚守英雄叙事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展现了当下英雄书写态势的多元走向。与传统的高大全式的英雄形象不同,麦家笔下的英雄崇高与卑琐共存,他们既有超凡的才能,也有人性方面的缺陷。从叙事模式的角度来看,麦家的文学创作实现了从“人的英雄”到“英雄的人”的转变;在英雄形象的塑造方面,小说展示了人物性格“神圣”与“世俗”交织的立体感与多面性;在人物命运的刻画上,麦家则对个体的悲剧倾注了诚挚的关怀。就文学意义上而言,麦家的小说创作为当下英雄叙事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     

美国关键矿产安全的脆弱性识别与韧性操作逻辑

关键矿产安全是满足国防工业基础建设、助推清洁能源产业转型以及实现诸多高新技术研发与落地等国家安全需要的核心要素。供应链的安全则是关键矿产安全的核心,而生产与开发能力、回收技术发展、地缘政治竞争等因素皆会影响供应链的稳定性。存在严重对外依赖的现实使得美国为摆脱关键矿产安全的脆弱性,开始追求关键矿产的安全韧性。但在全球实力和地位相对下降的背景下,美国将地缘政治竞争视为影响供应安全的最重要因素。因此,美国在关键矿产安全领域表现出双重叙事：一方面,美国秉持生存叙事,力图通过减少关键矿产供应链的脆弱性,增强韧性,以保障国家安全的基本需求;另一方面,美国又主张权力叙事,将关键矿产安全韧性视为操作工具,以谋求全球控制和主导地位。在双重叙事的交织下,美国通过政治化关键矿产评估、构建排他性供应链等策略,意图在国际舞台上塑造有利于己的格局。而此种刻意制造安全焦虑、拉动“小圈子”、分割全球发展力量的举措给全球安全韧性带来严重冲击,威胁全人类的福祉,中国要高度警觉其进一步的举措,并积极进行应对。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三重叙事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深刻扎根中国土壤之上的产物,彰显了实现民族复兴历史主题的现实诉求。它既坚持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属性,又超越了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固化路径,辩证处理了现代化的一般规定性与本民族特殊性之间的关系,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与复合性逻辑结构,需要从多元视角、多维坐标出发,构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多维叙事逻辑。从民族复兴的叙事逻辑而言,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民族复兴,深刻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民族复兴之间的本质性关联。从社会主义叙事逻辑来看,走社会主义道路推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式现代化的本质规定,中国共产党同时又不断赋予社会主义现代化以新的内容与形式。从世界历史叙事逻辑来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将现代化问题与人类文明问题相关联,创造了世界文明新的叙事结构。     

“坚持人民至上”的话语叙事及世界意义

“坚持人民至上”的话语叙事有着深刻的理论逻辑和实践基础,它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继承和创新,又是对中国共产党人民观的丰富与发展,始终贯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设计、全面深化改革实践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全过程。此外,面对全球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坚持人民至上”的中国叙事所秉承的人民立场,为解答“世界怎么了、应该怎么办”的时代之问贡献了中国智慧、给出了中国方案。     

论大历史观下的改革开放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改革开放历史的书写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基础上的大历史观,要坚持大历史观就应该运用正确的叙事范式与方法。《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对改革开放历史的叙述与评价,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大历史观,以三种叙事范式与方法,建构了系统而准确的改革开放历史框架和逻辑体系：运用贯通性叙事范式与方法,将改革开放置于广阔的历史背景与未来发展的时空中来考察,实现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大贯通;运用主题性叙事范式与方法,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根本主题;运用本质性叙事范式与方法,突出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本质要求。     

乌托邦概念的多重图式

理解当代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乌托邦是一个不能绕过的主题,它既包含着对现存状态的否定性批判,又表达了对未来理想社会的美好愿景。但是今天乌托邦的思想却遭到了普遍的怀疑,似乎任何意义上的理想社会都可以归入乌托邦的范畴,乌托邦的概念呈现逐渐泛化的趋势。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有必要从思想史的角度清理乌托邦的概念,划定乌托邦的版图。乌托邦思想的发展不是单一线性的,而是呈现多维路径。作为一种历史蓝图,空间维度是乌托邦不可或缺的内容;作为一种文学创作类型,乌托邦文学有着特定的表现形式和精神内涵;作为一种政治实践,乌托邦内含着积极的政治能量;作为一种精神效用,乌托邦代表了超越当下的批判力量;作为一种叙事模式,乌托邦是一种隐藏于文本中的叙事原型,构成了阐释他者的前提。     

不同叙事风格下的“中国小城”——《呼兰河传》与《边城》的叙事策略比较

作为中国现代乡土抒情小说经典之作的《呼兰河传》与《边城》,都将目光聚焦于"中国小城",但相同的承载主体、大相径庭的叙事策略却使两部作品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建树和超越时空的现代意识。     

论陌生化手法在什克洛夫斯基小说中的体现——以书信体小说《动物园》为例

什克洛夫斯基是俄国著名的形式主义文论家,但也是一位卓越的散文作家。在20世纪初他提出了陌生化理论,同时也创作了一系列陌生化散文小说。他的作品创作与理论研究始终是相互渗透、相互对应的,在小说的体裁、结构、叙述角度,人物形象等方面体现了诸如"加密"、"解密"、"偏离"、"讽拟"、"位移"等大量的陌生化手法。以什氏陌生化理论为切入点,以他20年代创作的《动物园,或不谈爱情的信札,或第三个爱洛伊丝》为例,分析和阐述什氏散文小说中的陌生化手法。     

刑事司法叙事视角中的证据问题

刑事司法叙事视角中包括的证据问题主要有:证据绝对数量上的不足及其相互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运用证据准确认定案件事实是相对的,这是刑事司法叙事得以产生的前提;证据规则设定的限制条件,决定了通常情况下刑事司法叙事是围绕证据进行的技艺展示;人们对证据感知的主观性,决定了刑事司法叙事是一个借题发挥的过程;通过科学技术获取的证据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性,决定了刑事司法叙事是一个不断接受检验并避免"科学证据至上"片面性错误的过程;许多情况下由于人的前见占支配地位,从而导致刑事司法叙事其实是一个受前见引导的关于证据的想象建构过程;所采用叙事策略的不同,决定了针对同一案件、同一事实的刑事司法叙事会产生不同的版本和结局;由于证据总是按照一定的观点收集而来,这导致证据调查有可能被动迎合刑事司法叙事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