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微显宏:名人故居的国家叙事与文化实践——以昆明市聂耳故居为例

名人故居作为国家叙事的产物,是以“记忆”的方式来重塑历史,并构建符合时代价值的民族精神和跨时空的社会影响。聂耳故居的国家叙事是通过物质景观文本、语言文字文本、仪式行为文本三种叙事路径,以凝练出具有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宣教的空间话语。由此,聂耳故居成为国家话语体系的“道德原则”的生产,并在人民大众的文化实践中不断丰富其国家叙事的内容,进而在国家与不同社会群体的互动中构建起多重话语的文化实践,以共同指向聂耳及其精神的认同。     

晚清至五四时期外源性汉语叙事符号的建构

晚清至五四时期纷繁芜杂的时代影像折射出历史转型中的潜层巨变。该时期知识分子在面对外源文化时，已不再满足于简单的线性说明，他们因政治规约、传统赓续及家族疏离等三重维度统摄下的身份暗示与体验认同的差异，建构出多元化的外源性汉语叙事符号。这种特殊的文学书写使知识分子的外源性言说原点在异域与本土之间位移，而贯穿其中的主线始终是实现民族复兴及中国式现代化的愿景诉求。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涵特质与中国叙事北大核心CSSCI

人类文明新形态不同于西方现代文明和资本主义文明,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在于它将中国道路、中国治理、中国价值内嵌于社会主义性质的文明形态的创造过程,并以文明形态的适应问题、实现问题、发展问题为切入点,深刻回答人类文明新形态“新”在何处。人类文明新形态蕴含“社会主义”的文明性、展现“现代化”的中国优势、凸显中国“文明”的主体性,具有丰富且深刻的内涵特质。以理念观照为立足点,中国道路的文明逻辑开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时代密码,中国治理的文明场景开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格局,中国价值的文明内核开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未来选择。从表达路径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叙事来看,需要用世界图景映现中国故事以丰富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叙事的理论蕴含,用国家形象传播中国故事以增进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叙事的国际认同,用学术话语讲好中国故事以提升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叙事的作品质量。在讲好具有世界意义的社会主义文明故事的同时,为人类文明未来发展提供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新选择,谱写中华文明与人类文明的和谐篇章。     

卢卡斯·贝尔福斯小说《百日》中的大屠杀创伤叙事研究

卢卡斯·贝尔福斯蜚声当代瑞士文坛，2019年被授予德语世界最重要的文学殊荣——毕希纳奖。其代表作品《百日》拓展了德语文学中关于大屠杀的时空语境，将读者拉近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非洲卢旺达大屠杀，用文学的方式观照这段被忽视与遮蔽的惨痛历史，展现创伤的障碍和延宕，刻画个体创伤下受害者与加害者的双重身份矛盾，并对不同群体的集体创伤进行多棱镜呈现。作家在小说中讨论并反思善与恶、罪与罚、人性与道德、创伤与救赎等深层次问题，提醒人们铭记历史，避免灾难再次发生。     

外交身份框架调整影响下的德国对美同盟政策变化

在德美同盟中，德国并非完全追随美国，其对外政策呈现出在“战略协调”与“外交对抗”之间动态变化的特点。根据本体安全理论，德国动态调整对美同盟政策的动力机制源自于德国维护其“文明国家”“西方国家”和“正常大国”复合型外交身份稳定性的需要。德国在“战略协调”和“外交对抗”之间的策略选择，取决于美国外交政策对德国复合外交身份稳定性的冲击程度。当美国对外政策调整严重威胁到德国外交身份的稳定性时，本体安全机制会推动德国调整其对外身份的叙事结构，指导德国采用外交对抗或战略平衡的方式应对由此导致的身份危机。不过，德国的对美政策调整被限定在外交身份框架的范围之内，因而两国间的分歧不会造成德美同盟关系的根本性破裂。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对外叙事的三重构建——以印度尼西亚为例

策略性叙事作为国际政治行为体塑造共同意义的手段，是中国主导国际辩论、增加国际认同、提升国际话语权、构建和完善中国话语体系的重要工具。在中印尼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实践中，中国逐渐形成了“全球与地区秩序变革”体系叙事、“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身份叙事和“印尼与世界互联互通”政策叙事的三重叙事内容，三者共同构建了中国“一带一路”的宏大叙事。经过对“一带一路”叙事本体论范畴上的叙事效果评估和分析，中国的“一带一路”叙事具有清晰的使命目标、可期的成功前景和连贯一致的叙事情节。同时，大量反叙事的存在使得如何策略性地构建叙事，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关切，有力反击反叙事成为中国当前对外叙事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海外学界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认知——基于海外中共学视角

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发展，又彰显了人类现代化道路探索的中国智慧。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构建，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进程的推进，引发国际学界的广泛关注。海外中共学是海外中国学的重要分支，在认同中国式现代化文明价值的同时，又关注中国式现代化的全球关怀。海外中共学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知反馈，可从人口规模、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平发展等层面予以探讨。同时，海外中共学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知偏好，可归因于信息来源、主体间认知、叙事结构等方面因素，对此，可从点面结合、海外中共学视角深化、全球叙事结构等层面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全球叙事路径进行系统优化。海外中共学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发展提供了“他者视镜”，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发展及其实践进路，亦可能以海外中共学的他山之石为引，科学地、辩证地推进新时代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     

拜登政府的对华叙事

为确保对华战略竞争效果，拜登政府从叙事的情境、角色、情节等方面进行对华话语设计，建构了“美国领导世界抵抗中国‘威权威胁’”的主导性叙事，并采取“天使/恶魔转移”及因果故事等叙事策略，加强其说服力。拜登政府的对华叙事意在国内外塑造一种对华认同，为其对华竞争战略提供合法性，以削弱中国影响力。这种对华叙事是“东方主义”认知偏见下对中国“他者化”的体现，彰显了美国的霸权和冷战思维。面对拜登政府对华的污名化叙事，中国可对其叙事进行解构，并建构一种竞争性叙事或反叙事，以消解其负面影响。     

战争、革命与中国现代外交叙事的形成——基于20世纪30年代外交知识类图书的考察

中国战争与革命的社会环境和话语体系深刻影响了20世纪30年代面向大众的外交知识叙事。现代外交概念在向大众普及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了一种以力量和胜利为核心的概念工具、号召民众参与外交的动员工具、规范国民外交运动的规训工具。战场上强调克敌制胜、集结力量、反抗精神、积极斗争、服从领导、有组织有纪律等军事话语全方位渗透到大众外交知识读本的语言中。中国在战争与革命的背景中利用“外交”概念以及相关知识信息，向大众普及了一个强权林立的世界现实，而中国也需要动员和组织民众通过积极的反抗和斗争、以严密的组织和纪律谋求弱势国家的外交空间和胜利。现代外交概念在中国走向大众的历史固然有欧美外交民主化思潮的影子，但是却最终在中国战争、革命和反抗侵略的民族话语中得以生根。     

中华民族观念的时代意义

中华民族观念作为当代中国最为重要的社会政治观念，它的兴盛和沉寂皆为社会历史条件所造成。在当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出现过三次凸显。在今天这个时代，中华民族观念又前所未有地凸显，并具有特定的时代意义。首先，它促成了以中华民族为主体的历史叙事的形成，对中国的历史叙事产生了深刻影响。其次，它促成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国家发展目标的确立，为国家发展目标增添了一种历史性、文化性和道义性的表述。再次，它促成了以民族复兴为主体的理论论述的构建，进而形成了具有特定内涵的民族复兴理论。最后，它导致以民族复兴来规划未来发展，对国家与民族的未来产生塑造性影响。中华民族观念产生影响的这样几个基本维度，构建了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结构，确立并彰显了中华民族观念的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