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权护持、复边主义与全球治理秩序的危机

与以往的复边主义不同,近年来在霸权国的主观塑造下,全球治理迎来新一轮的复边主义浪潮,直接或间接决定了全球治理秩序的变动方向。出于霸权护持的战略目标,霸权国以议题安全化为手段,以意识形态共识为理由拉拢盟友,采取关键技术“脱钩”,构筑排他性“小圈子”,或者设置高水平规则,针对崛起国量身定制限制性的规则体系,“规锁”崛起国的增长空间。由此,复边主义现象日趋突出,全球治理秩序面临碎片化、排他性和冲突性危机。应对此轮复边主义浪潮带来的系统性危机,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塑造一个包容而非排他、多元而非割裂的全球治理秩序,是摆在当下中国以及国际社会面前的紧迫而艰巨的重大命题。     

美国GDP全球占比与美国经济霸权的关系研究

国际关系学者普遍将美国GDP全球占比作为衡量美国经济霸权的指标.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该项指标呈现整体下降趋势,很多学者将这种现象解读为美国经济霸权的衰落.美国经济霸权是否在逐渐衰落?对于美国衰落的观点,反对者认为,在全球化时代美国GDP占比已不能作为衡量其经济霸权的指标.然而,既有研究在"美国GDP全球占比"问题上仍然缺乏深入分析,对美国经济霸权的界定也模糊不清,无法对二者的关系做出明确的判断,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讨美国GDP全球占比与美国经济霸权的关系.通过使用时间序列分析的定量方法,文章对1970～2018年美国GDP全球占比及美国制造业产品出口等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美国国内制造业向海外转移是美国GDP全球占比下降的显著原因.同时,根据对美国跨国公司在海外发展情况的分析,美国制造业外移促进了美国跨国公司的发展和繁荣,使美国经济影响力渗透到全球市场.虽然美国制造业外移导致美国GDP全球占比下降,但1970～2018年美国GDP全球占比的下降并不能说明美国经济霸权的衰落,相反,随着美国制造业的海外扩张,美国经济霸权却在不断增强.     

霸权国内部民主与对外霸权的互动

民主与霸权是国际政治中时常涉及到的词汇。对于霸权国来说,霸权国内部民主和对外霸权作为其最典型的表现形式,两者实际是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或相互促进,或相互抵消,在国家内部和外部发挥着形式各异而又不可分割的作用。在不同的阶段和背景下,共同影响着国家的发展。     

应对危机 寻求突破——奥巴马第二任期的全球战略

<正>2013年是美国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的第一年。一年来,美国全球战略出现了哪些动向与新特点?究竟应该如何看待美国战略走向?美国究竟是处于战略收缩还是战略扩张期?其战略重点究竟是在亚太还是在中东?本文尝试对以上问题作出回答,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美国全球战略调整背景下中国面临的新机遇与新挑战。态势与特点与过去四年相比,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的全球战略呈现出以下几个方     

从霸权治理到合作治理：百年变局下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进程与方向

二战后,主要大国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雅尔塔体系,成为维系战后秩序和开展全球治理的基石。美苏主宰世界及权力集中于少数大国的霸权治理成为这一时期全球治理体系的主要特征。冷战结束后,全球治理出现权力转移和扩散,全球治理体系发生变革与转型,即由实力决定的权力型全球治理体系向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合作型全球治理体系转变。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与转型的主要特征是霸权治理的衰落和合作治理的兴起。这种变革与转型主要表现在全球治理体系的“去中心化”倾向、联合国推动和主导的全球治理取得重大进展、大量新兴治理组织和机制兴起等。未来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方向是积极推动合作治理,实现全球治理体系从“权力逻辑”到“能力逻辑”、从“国家”到“非国家”、从“传统”到“非传统”、从“全球型”到“地区型”、从“经济型”到“社会型”的转型。     

八国集团与全球性公共产品的供给:集体霸权的视角

本文在批判霸权稳定论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基础上,介绍了集体霸权的理论,认为八国集团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大国多边战略对话与协调机制,具有集体霸权的特征,并分别从八国集团的权力优势、集团认同、成员国资格、会议筹备过程、大国之间系统性互动、大国互动的文档六个方面来分析集体霸权的构成要素,在此基础上结合国际金融稳定的案例,探讨了八国集团在全球性公共产品供给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指出,八国集团必须进行改革,更多反映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大国的利益诉求,才能在当前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美国强大的原因及发展趋势

美国强大的原因可以从势、道、制、术、器与士（即国际格局与国际力量对比、美国的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体系、政治经济与社会制度、科技与战略政策制定、经济与军事硬实力、人才培养与储备机制等方面）进行分析。由于新兴国家崛起,美国单极体系已经终结,美国霸权相对削弱,但是美国仍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维持“一超”的地位。从劳动生产率、基础科研实力及研发投入、高等教育体系、外资投资环境、人口结构以及新兴产业等因素考察,美国经济长远来看仍具有较大的相对优势。未来美国霸权依然存在,美国二战后所确立的以“结构自由主义”为特征的国际秩序是美国霸权能够持久的最重要的基础,也是二战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能够超越“零和”博弈格局的重要原因。美国对华战略并非遏制,而是“对冲/两面下注”。中美之间存在超越历史上传统大国“零和”博弈的可能,中国领导人提出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议反映了这种战略远见。     

集体行动的难题与制衡霸权

国际政治中的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对霸权国或霸权觊觎者的制衡常常是低效的,甚至以失败而告终。本文借助集体行动的理论,试图对这一现象加以解释。通过对中国战国时期六国抗秦战争、拿破仑战争以及冷战后国际关系的历史考察,文章指出,国家间的猜忌与不信任、公共物品本身的属性、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张力等一系列集体行动本身所固有的困境,是造成反霸失败或低效的重要原因所在。     

“拒绝衰落”与美国“要塞化”：特朗普的大战略

美国是大战略理论与实践的重镇。冷战结束后,“自由霸权主义”构成了美国大战略的基本内涵。在相对权势有所衰落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于2017年12月提出的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体现出美国大战略转型的端倪。该战略是对“自由霸权主义”的颠覆：除在战略目标(追求或巩固世界霸权地位)大体一致外,该战略极力强调美国安全环境的恶化和外部挑战的大幅增强,在战略路径上主张单方面强化美国的经济与军事实力,放弃多边主义,撤回对国际机制的支持,以期在未来的大国竞争中取胜。特朗普的战略存在内在的缺陷,效果亦存在颇多不确定性,与国际政治经济发展趋势明显相悖,对中国国家安全环境产生了较为直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