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业绩评价的国企经营者监督约束机制研究

寻租、灰色收入、过度在职消费、内部人控制等现象在我国广泛存在。因此,国企经营者监督约束机制的建立是防止这些现象进一步泛滥,防止国有资产进一步流失的有效措施。把对国企经营者的业绩评价与监督约束联系起来,从目标责任约束、阶段业绩评价约束、财务监督、审计监督约束、公司治理结构约束等几方面完善国企经营者监督约束机制。     

城市维护和城管执法体制改革的实践与探索

黄石市作为我国重要的原材料工业城市和重工业基地之一,是先有工矿后有城市。由于城市布局先天不足,功能分区错综复杂,基础设施欠账较多,资源环境约束较大,给城市管理工作带来了诸多困难。近年来,黄石市委、市政府按照省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的要求,在1999年城建体制改革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城市维护体制和城管综合执法体制改革,努力探索适应黄石实际的城市管理体制。通过改革,不仅城管部门干部职工的责任感、使命感明显增强,城市维护质量和城管执法水平明显提高,城市形象进一步提升,而且初步建立起长效机制,推进了城市管理水…     

从"十一五"发展规划的改革看我国规划之争

关于发展规划与国土规划二者关系的争论,是我国特有的现象。目前,我国发展规划改革的目标和任务已经明确,新的发展规划在性质、内容和功能上都作出了重大调整和变革。那么,在新的规划体系下,二者的关系如何?基于对市场经济国家国土规划的概括分析,本文探讨了我国传统规划体系存在的不足,指出,发挥发展规划的优势,实现国土规划的空间调控功能,是我国的可行选择,也是新时期正确把握二者关系的出发点。     

信任模式与浙江民营企业规模

随着民营企业规模扩大 ,管理层次复杂化 ,建立在非正式信任基础上的企业组织方式逐渐失效 ,社会又难以在短期内提供有效的正式信任体系 ,使得委托代理机制难以根植于浙江民营企业 ,严重制约了企业规模的扩张。政府的使命不是扶持个别企业的规模 ,而是加大制度创新力度 ,强化正式信任及实施机制建设 ,为民营企业提供良好的软环境。     

论重构国有企业的激励约束机制

国有企业激励约束机制的重建关系到国有企业的生存与发展 ,重建国有企业激励约束机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只有从所有权、委托代理及会计人和经营人员等方面去进行改革 ,进行公司治理 ,才能建立起有效的国有企业激励约束机制     

论高校管理中非正式群体的影响

非正式群体对组织、人们的行为以及心理倾向性具有很大影响。当正式群体和非正式群体两者的目标一致时,非正式群体往往起正面的积极作用;而当两者相背时,非正式群体将会成为正式组织运行的障碍,甚至对组织具有极大的危害。对高校而言,在组织管理中应弘扬正气,抵制歪风邪气,用良好的党风、校风、学风对非正式群体进行目标导向,通过目标管理,把非正式群体和正式群体的目标行为统一起来。     

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制度"与"非正式制度"

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决定了当前所进行的政治文明建设,必然要受"制度"因素与"非制度"因素的双重规制;政治文明建设应强调"非正式制度"因素的积极形态,使"非正式制度"因素的外在制约转化为政治文明建设的内源动力.     

浅谈对国有企业经营者行为约束机制的构造

企业经营者是企业从事经营活动的心脏和灵魂,其行为不仅影向着企业经营管理的好坏,而且还决定着企业经营活动的成败.现实中,由于对企业经营者行为约束软化,致使企业经营管理效率低下、企业效益下滑的事例比比皆是.造成对企业经营者约束软化的原因主要有国有资产所有者人格化代表不到位;政企不分,经营者重在经营"主管部门";公司治理结构不规范;权责利关系不明确,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等四个方面.为此,必须对经营者行为约束机制从内部和外部两方面进行重新构造.     

社会交往的“约”模式刍论

社会在本质上是人们的交往实践活动,社会生活的运转及社会规律的实现是通过社会个体的交往实践活动实现的.而社会个体进行社会交往的基本运作形式就是约定某种规则并接受该规则的约束作用.这种基本运作形式就是某种约定的约定过程及其起约束作用的过程,及约定过程和约束过程的统一,也即"约"过程."约"过程是社会交往的基本模式或基本形式.     

国外社会问责研究综述:影响因素的考察

社会问责是由公民参与建立起来的问责机制,但是如何推动公民或公民组织更好地发起各项问责行动则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通过梳理国外学者对社会问责理论的相关研究看到,社会问责影响因素为四个方面:一是正式机制层面,包括政治与立法、社会问责制度水平、分权与集权程度;二是非正式机制,包括政治文化和政治环境,公民社会的能力和政府能力,透明度、信息和媒体,公共部门的回应;三是技术层面,包括技术工具的设计和选取,技术工具的运用能力;四是其他非传统的因素。从笔者收集的文献来看,对于影响社会问责的关键因素的讨论非常多,主要关注的是民主制度、环境因素的作用,信息透明度和社会问责的关系,公民和政府的共同作用,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