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域参与,迸发服务群众新活力

<正>【成格局】基层党组织要带动群众组织、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开展服务,协调面向基层的公共服务、市场服务和社会服务食品药品残留、重金属超标、存在非法添加物等食品安全问题,市民可以享受免费检测;老旧院落里,公共过道存在照明问题,给居民夜行带来极大不便,支部发动商家店铺免费给居民安装更换灯具;"我想换一双鞋"、"我想要一件毛衣"……党员干部走基层、结亲戚,收集群众"微心愿",动员单位、社会力量给予支持,细微之处无不体现为民真情。这些惠民实事,都得益于成都市锦江区"组织联建、资源互享;党员联     

“道德模范”被拘关乎法律无关道德

前不久．全国道德模范何涛被抓的消息引发舆论骚动。这位先后被评为六安市、安徽省及全国道德模范的“中国好人”,利用护士工作之便,从单位非法获取《出生医学证明》,交由其夫通过网络贩卖牟利。二人均涉嫌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被公安机关刑拘。     

中越边界跨国婚姻之法律探析

中越边界的跨国通婚十分普遍,然而,这些跨国婚姻大多都是非法的,这给社会和家庭带来了诸多不良的影响,如影响家庭的稳定和发展,不利于嫁入中国的越南妇女的权益保障,不利于边境社会管理等。因此,有必要对中越边界的跨国婚姻进行深入调查分析,探究解决方法和措施。     

新刑诉法视野下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探析

今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及此前两高三部出台的两个证据规定,从实体规则和适用程序两个方面极大地丰富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内涵。新法将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由非法言词证据扩展到非法实物证据,并对违法严重程度不同的多种非法侦查行为进行了理性的区别对待,经过对多元价值的权衡,最终确立了富有层次的三种排除模式。为保证制度实效,新刑诉法和两个证据规定还为排除规则构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适用程序。这些突破性规定标志着我国向现代、文明、法治的刑事司法制度又迈进了坚实的一步。     

浅析民间融资发展的法律风险防范

近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影响,民间融资呈现出复杂和活跃的局面。与此同时,由民间融资引发的非法集资类犯罪案件呈现频发态势。笔者拟从法律角度探讨民间融资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关系及其演变为犯罪的防治措施,以寻求民间融资的可持续发展之道。民间融资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法律界定——民间融资的法律界定民间融资是在国家正规金融机构之外,出资方将一定数量的货币资金的使用权转移给受资方,受资方按约定到期还款并支付利息的民事法律行为。民间融资分为以下几种形式;民间直接借贷,主要是个人之间、企业之间或企业与个人之间的借贷行为;民间中介借贷,即通过民间借贷组织如担保公司、财务咨询公司实现融资目的;企业内部集资;融资租赁;私募基金。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的惩办难点与风险防范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金融犯罪中的典型罪名,也是目前发案率较高的涉众型经济犯罪之一。这类犯罪对社会金融秩序以及民众财产造成严重破坏,其犯罪手段多以网络作为融资平台,作案手段形成犯罪与投资者及司法机关的空间隔离,呈现出受害人数多、涉案金额高的特点。     

电子证据规则的价值及实现

电子证据规则作为证据制度的重要内容,在司法审判中发挥着采纳有证据能力的电子证据、排除与案件无关的电子证据和制约法官审判权的功能。电子证据规则是否完备对诉讼过程会产生直接影响,并体现在诉讼裁判之中。电子证据规则的价值能否体现于司法实践,是衡量一个国家证据立法水平的指标之一。如何借鉴发达国家的证据规则,并在我国建立完备的电子证据规则体系,不仅对健全我国的证据制度意义深远,而且对保障审判公正和提高审判效率也会起到推动作用。     

论我国不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构建

产生冤错案件的主要原因是口供至上,引进、构建不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是防止冤错案件的有效途径。探讨不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内涵、构建我国不强迫其罪原则的必要性以及如何构建我国的不强迫其罪原则。     

鼓励慈善 关爱生命——《江西省遗体和器官捐献条例(草案)》初审实记

导语:9月25日至27日召开的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共审议了2件拟本次会议通过的法规、5件提交初审的法规或法规修订草案。在审议这几件初次提交的法规案时,《江西省遗体和器官捐献条例(草案)》引起了常委会组成人员的热议,大家就这一法规草案发表的意见内容远远超过其他4件,占了总数的38%。遗体和器官捐献,这个因医学技术进步而产生的新事物,因与中国几千年传统观念有点距离,往往让人不易接受甚至忌讳提及,也因此,这一话题对绝大多数生活平静、波澜不惊的普通人来说,是一个一般不会关注和较为陌生的领域。但有两点不可否认,一是这个话题看     

非法证据排除的伦理分析

在刑事诉讼中,遵循正当程序与否是鉴别合法证据与非法证据最为重要的标准。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区分合法证据和非法证据的道德意义在于让人对正当程序产生一种尊重和信仰。在刑事司法实践过程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以维护法律信仰和司法尊严,使道德主体的良知得到确认和升华。因此,我国有必要从道德现实出发,进一步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