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严格防范依法处置各类非法金融活动确保安全稳定的意见

<正>津政办发[2012]140号各区、县人民政府,各委、局,各直属单位:为进一步规范金融市场秩序,严格防范、依法及时处置各类非法金融活动,严厉打击金融违法犯罪行为,维护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提出如下意见:一、高度重视维护金融稳定工作维护金融稳定,依法打击洗钱犯罪,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严厉打击非法集资、非法证     

非法证据排除范围的选择原则与适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保障人权、准确打击犯罪和促进司法公正的需要。切实可行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当建立在合理的＂非法证据＂范围的基础上。非法证据排除范围的选择需要遵循人权保障原则、客观真实原则、非法证据推定原则和实质审查原则。非法证据排除范围的适用,应当区分单一非法证据排除与多种非法证据排除的差异,综观证据的证明能力分别采信。     

非法刑事电子证据排除规则研究

基于刑事电子证据自身的特点,应当以客观性、关联系、合法性三个方面作为刑事诉讼中采信电子证据的标准,并且在司法实践中从取证主体的合法性以及取证程序的合法性两方面来构建完整的非法刑事电子证据排除规则。     

试论我国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标准——以《排除非法证据规定》和新刑事诉讼法第54条为分析对象

《排除非法证据规定》和新刑事诉讼法第54条的规定,非法实物证据应具备＂收集证据违反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三个条件。判断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书证、物证是否应当排除,不仅仅是一个法律技术适用问题,更多的需要司法机关根据社会治安形式的动态变化,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之间找到进行取舍,实现多种价值的动态平衡。对于收集书证、物证过程中存在的程序违法行为,如果没有违反宪法或刑事诉讼法的原则性规定,没有实质性的侵害被告人合法权益,则不宜界定为取得证据＂非法＂;对于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判断,应从违法收集证据的严重性和排除非法证据对国家利益损害程度来权衡,要根据具体案情,衡量各方面的情况后决定非法实物证据是否可以采纳。对违反法定程序而取得,但却并非重大违法,并未侵犯公民的宪法性权利取得的证据,可以补正或合理解释,也可以接受。     

非法宗教活动对国家主流文化安全的威胁与破坏--以新疆为例

本文在对新疆地区非法宗教活动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着力分析了非法宗教活动对新疆地区主流文化安全的威胁与破坏,把脉影响新疆稳定安全的重大现实问题,旨在引起高度重视,有效加以应对,维护边疆稳定与国家安全。     

搭上赶集这辆致富“班车”

<正>"这次赶集,我拉了150多公斤小白菜,3元一斤,小半天就卖完了,毛收入400余元。"2015年2月14日,七师一二九团职工黄新普高兴地说。"赶集"原是新疆地方上或内地居民的一种商品买卖集市方式,如今也来到了团场小镇。由周边各团场和地方生意人参加,每月赶集三次,十天一次,经营品种主要有服装百货、干果干货、五金家电、蔬菜水果、鸡鱼     

如何遵守政治规矩?

一是必须维护党中央权威,决不允许背离党中央要求另搞一套,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听从党中央指挥,不得阳奉阴违、自行其是,不得对党中央的大政方针说三道四,不得公开发表同中央精神相违背的言论。二是必须维护党的团结,决不允许在党内培植私人势力,要坚持五湖四海,团结一切忠实于党的同志,团结大多数,不得以人划线,不得搞任何形式的派别活动。     

程序性裁判法庭调查的两种模式——从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切入

我国目前程序性裁判的法庭调查存在"先程序后实体"和"先实体后程序"两种模式:前者以程序正义理论、诉讼便利理论和证据调查逻辑为根基,但必须面对诉讼拖延和审判对象反复变更的问题;后者的出现主要为了解决诉讼拖延问题,但它不仅在提高诉讼效率上倍受质疑,而且有可能造成法官预断,并影响权利救济的及时实现。在适用范围上,我国坚持以"先程序后实体"模式为主,以"先实体后程序"模式为辅;在模式适用的选择上,裁判权处于绝对控制的状态。从理论上看,两种不同模式出现根源在于程序设计者对程序性裁判和实体性裁判的关系的理解有不同的侧重:"先程序后实体"模式侧重程序性裁判的独立性;"先实体后程序"模式更关注程序性裁判的依附性。     

为什么正义会迟到?

屈指计算,如今距离呼格吉勒图被执行死刑,已经18年。现在,呼格吉勒图案终于平反,1996年的原审判决被撤销,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改判呼格吉勒图无罪。真相大白,沉冤昭雪,公众额手相庆,举国欢呼如潮。冤案的纠正令人欣慰,但却不该过度欢呼,而应沉静下来反思:为什么呼格吉勒图案会     

论检察机关参与非法证据的排除

非法证据是指非法获取的证据,包括实体上和程序上非法获取证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证据制度的重要内容,是我国刑事制度进入民主化和法治化的重要标志。基于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的地位和职能,检察机关参与非法证据排除意义重大,即预防非法证据的出现、弥补一元庭审模式的缺陷、实现司法正义。为了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参与非法证据排除的作用,应当规范检察机关参与非法证据规则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