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的对外交涉

1969年9月,周恩来总理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鑫在北京成功会晤,中苏关系缓和.蒙古不愿做社会主义国家中最后同中国重新互派大使的国家,积极要求改善中蒙关系.     

公共外交:国际经验与启示

自二战结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根据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不断确定并调整公共外交发展战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探索,目前已发展出了四种典型的公共外交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外交虽然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与西方国家相比,仍存在不少差距。因此,参考和借鉴西方国家的公共外交经验,对于推动和开展我国公共外交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试论全球政治的新发展和中国多边外交的再思考

全球政治的新发展对国际关系产生了三大全局性影响,涉及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重大问题上升到各国政治议程的前列,全球力量中心正从欧美开始向其他地区转移,全球性的"政治兴奋和活跃"继续扩散,从而对全球治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但是现今的国际多边机制无论在充分性、有效性还是合法性上都存在日益严重的"能力赤字"。改革国际多边机制的呼声持续高涨。同时,中国在参与国际体系变革的多边外交进程中,面临日益上升的发挥"领导"和承担"国际责任"的压力,需要我们在多边外交中不断适应变化了的国家身份定位,在战略规划和布局上加强统筹地域和领域的多边机制,有机结合近期和长远目标,并在多边外交实践中丰富发展和谐世界理念。     

民主党执政后的日本政治与外交

日本民主党执政后,日本政治权力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自民党和民主党朝野换位。民主党与社民党、国民新党联合组阁,取代了由自民党和公明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出现以两大保守政党为主体的政权更迭,但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两大政党轮替。大选总体上强化了日本政坛总体保守化的格局,但与冷战后自民党内鹰派保守势力得势不同,这次是具有自由派倾向的民主党温和保守势力占据上风。日本政治思潮出现"脱右倾化"趋势,这对日本改善同亚洲邻国的关系有利。鸠山首相对内主张建立"友爱社会",在外交方面也要发扬"友爱"精神,在巩固日美关系的同时,加强同亚洲关系,推行"美亚并重"的政策。     

上海合作组织的形成及其动因

本文研究的问题是,从1989年中苏边界谈判开始的上海五国为什么会转变为一个全面安全合作组织?本文把上海合作组织的形成分为三个阶段,并提出信任、主导国和共同安全利益三个动因以解释这种合作发展进程。在边界谈判时期,中国与俄罗斯、中国与哈、吉、塔形成重要互信。这两种信任关系成为以后产生中俄合作以及使中亚国家加入中俄主导的安全合作组织的基础。中俄逐渐建立的信任关系催生了合作产生的第二个动因,即中俄主导。随着非传统安全威胁变得明显,上海五国提出多边合作并发展成安全会议机制。从1998年至2001年,共同和互补的安全利益更加深化,从而推动上海五国提升为上海合作组织。     

欧盟科技外交发展战略研究——兼论欧盟对华科技外交

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到来,使科技在外交中的地位上升,科技外交受到各国重视.科技外交是科技与外交的结合,旨在促进科技发展、实现外交政策目标.欧盟在全球科技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文章通过对二战以来欧盟科技外交的发展进程的考察,剖析欧盟科技外交的战略目标及手段,探讨欧盟科技外交的实践特色.研究发现,欧盟正在形成较为完整的科技外交战...     

新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历史演进与基本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确立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维护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和发展利益,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探索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打破了国强必霸的定律。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外交历史使命。     

音乐的误读

有100个观众就有100个哈姆雷特。从此角度说,每一个个体审视一部作品的过程,也是一次误读的过程。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反中心和反二元对立的哲学主张,认为误读作为阐释学、接受美学、解构主义文论流派产物,否定了终极意义的存在,颠覆了传统正/误二元对立思维模式,鼓励多义阐释。误读在音乐、音乐美学研究过程中常被提及。将偶然的误读上升到理论高度,通过明晰误读     

歌声不断的大理

指尖与键盘触碰,面前的屏幕上很快出现了这样一行字:歌声与大理。而此刻,我的心里是忐忑的。我知道,这并不是一个很严谨的提问。歌声与大理,并非是唯一的配搭。同样可以提问:你能想象没有歌声的蒙古草原,或者没有歌声的侗族村寨?又或者其他的地方。说起大理,风花雪月,上关花、下关风、苍山雪、洱海月,并没有提到歌声,但不知为什么,只要提起大理,在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这样一句。从两年前第一次到大理的时候就是这样。今年第二次走大     

“积极和平主义”:日美同盟的福音?

日本"积极和平主义"表面宣称要扩大国际贡献,进一步融入美国的东亚安全战略,其实质是扩军备战,结果必将终结战后以来日本式和平主义路线,给东亚地区安全带来重大不稳定因素。对日美关系而言,这一政略在强化日美军事同盟、共同应对中国的同时,也会进一步增强日美之间的摩擦和猜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