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对音乐创作的影响及作用

政治生活是音乐创作的文化源泉,音乐艺术是政治文化的必然反映.人类社会政治文化是音乐创作的文化母体,音乐创作构成了政治文化的表现形式.不同时期的音乐创作,反映了特定时期的政治文化:不同时代社会政治文化的强劲影响,使音乐创作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及作用.     

歌唱祖国——人民音乐家王莘入党的故事

王莘（1918年-2007年），原名王莘耕，江苏无锡荡口镇人。1936年参加革命，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天津音乐团团长、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天津歌舞剧院院长、中国音协常务理事、天津市音协主席、天津市文联副主席等职务。     

我，属于中国——访台湾音乐家李鹏远

●邓丽君、白嘉莉、凤飞飞、包娜娜均出自他的门下。●他像一罐老酒,越陈越香,永不走味。●他是“疯子”,也是“傻瓜”,因为他把自己的一切给了民族音乐。     

陈纳德将军和他的飞虎队

1941年7月10日,一群年轻的美国人在圣弗朗西斯科的一家宾馆集中,每20～40人一组,搭乘荷兰商船前往中国。同年11月,第二批美国人也以相同的方式前往中国。他们的护照上,显示着音乐家、学生、银行家和农民等五花八门的身份,然而他们的真实身份外人并不知晓。后来人们才知道,他们是奔赴中国参加抗日战争的美军飞行员。一支由这些美军飞行员组成的航空队,后来被人们赞誉为“飞虎队”,在二战中立下赫赫战功,并以他们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激励了千百万中国抗日军民。陈纳德——从美国空军退役上尉到中国空军顾问将军谈到飞虎队,人们自然忘不了它的组…     

小晏词的用调

晏几道择用词调特重音乐性，特重演唱，故作品以令词为主体（占８５％），极少用长调（仅三调四曲），其择用旧曲，亦特重流传久远、音律谐美、最为乐工歌伎所熟悉者。这固然与词调的发展过程有一定关系，但归根结蒂还是词的内容、小晏的性格特点及其美学趣味所决定的。小晏所用词调中，自创、始用、改用者达４７％。自制诸调，音律和谐、四声考究；改制诸调，后多被《词律》定为正格。据此可以推知，小晏不单是北宋词史上有影响的词家，而且还是一位精通声律的音乐家     

一曲爵士年代的哀歌

我对爵士时代的最初印象来自伍迪·艾伦的《午夜巴黎》,那是被他们称作Golden Age的年代,海明威、菲兹杰拉德、毕加索、达利……名家满室,遍地风流。那么多人心心念念的黄金时代,不复回。而爵士,这种最初由黑人音乐家在美利坚土地上发扬光大的音乐流派,以自由不羁的曲调,放任自如的节奏而风靡世界。迷人而骚动的切分音,勾引着每个不安分的     

为著名音乐家麦新正名

一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著名音乐家麦新,在中国现代音乐史中,是一位不可或缺的重要作曲家、音乐活动家.他创作的《大刀进行曲》(作词、作曲)、《只怕不抵抗》(作词)、《牺牲已到最后关头》(作词)、《保卫马德里》(作词)等优秀作品,以及他在20世纪30年代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中的突出贡献和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英勇献身的革命精神,牢固地树立了他在中国现代音乐史上的地位.     

中国红色音乐家群体的代际传承与伟大贡献

红色音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孕育了以冼星海、聂耳、马思聪、任光、张曙、吕骥、陆仲任、李焕之、贺绿汀、张千一、叶小钢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榫接古今的音乐家。从红色音乐家群体的创作实践、理论建树、美学思想、艺术风格等方面出发,可以勾勒出红色音乐家群体的整体概貌及代际传承。这些音乐家力图通过红色音乐传播人民的心声,阐述党的施政纲领,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与之相适应的音乐文化。     

毛泽东的戏曲情缘

毛泽东不是戏曲家,也不是音乐家,却有着深厚的戏曲情缘。他把欣赏戏曲当作繁忙工作之余的一种消遣和休憩方式。他凭兴趣购买收集的戏剧、曲艺、歌舞等唱片有1600多张、磁带400余盘。这些唱片和磁带反映了毛泽东的个人情趣、欣赏习惯和生活志趣,     

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诞生记

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尽管刚刚起步的新中国建设困难重重,但是人们只要唱起这首激越雄壮、荡气回肠的《我们走在大路上》,便会意气风发,信心倍增。即使50余年后的今天,我们再唱起这首歌曲,仍然会热血沸腾,豪情满怀。在2008年10月由中国音乐家协会、辽宁省音乐家协会主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