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区域合作的制约性因素分析

要实现东亚区域合作,推动东亚共同体的建设,解决东亚区域合作进程中存在的现实难题,当务之急需要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美国因素,即美国对东亚区域合作的态度与东亚对美国在区域合作中态度的看法;二是领导权,即必须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推进东亚区域合作;三是互信原则的确立,东亚各国必须建立互信关系,尤其是东亚地区大国之间的相互信任：四是“低级政治与高级政治并行发展”,经济合作与政治安全合作同步进行。     

中美国际制度策略取向比较——基于议题领导权视角的分析

中美在国际制度领域的战略竞争加剧,但双方在该领域的策略取向却截然不同。对此,既有研究主要从权力、制度和地位三种视角进行探讨,权力竞争视角认为国际制度策略从属于权力分配和权力互动,制度竞争视角强调制度竞争和制度制衡的作用,地位竞争视角关注国家对国际地位的追求。本文主要基于议题领导权的视角,探讨中美国际制度策略取向背后的逻辑。随着世界朝着多元复合秩序演变,权力竞争的方式对于中美战略竞争的功效有所下降,两国在国际制度领域的竞争也逐渐显现。特朗普政府奉行单边主义,奥巴马和拜登政府则偏向排他性多边主义,其目的是借助国际制度制衡中国,维护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中国坚持包容性多边主义,在维护自身发展权的同时也谋求提升国际领导权。当然,双方在国际制度领域并非零和竞争,议题的多元性和差异性使得中美双方的制度竞争没有权力竞争激烈。展望未来,议题领导权竞争将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重要形式,中美双方能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在不同领域加强议题领导权,最终形成中美各具优势、相互制约的局面。     

党的领导逻辑中的执政权：政治内涵与时代要求

坚持党的领导的百年历程与基本经验表明：党的领导权与执政权始终都是相辅相成的,党的执政权始终都是建立在党的领导权基础之上的,掌握与行使执政权是实现党的领导的有力方式。新时代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紧密联系党的领导权来深入思考党的执政权。比较而言,党的领导权属于“政治范畴”侧重强调“合公意性”,执政权属于“法律范畴”侧重强调“合法律性”;二者在内容范围、实践机制与方式上有所不同。只有从党的领导逻辑中来认识党的执政权,才能深刻把握党的执政权的政治本质、基本内容、基本特点与基本要求。从党的领导逻辑看,党的执政权兼具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利双重属性,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合法律性”与“合程序性”、时空性与边界性。新时代履行党的执政权,必须将党的领导权与执政权有机统一起来,加强党对国家机关的政治领导与政治监督;必须增强长期执政意识、树立长期执政理念,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必须与时俱进地改进党的执政体制与执政方式,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与时俱进地增强执政本领,以政治清明、政府清廉、干部清正的政治局面取信于民。     

“历史”对话“现实”:“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递嬗谱系及其当代建构

在学术争鸣的百花园中,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研究日趋成为一个显性理论领域。其中,马克思、列宁和葛兰西的观点颇具代表性。马克思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的生成动因是其所确立的"物质第一性"原则。列宁则以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依托,彰明了意识形态领导权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重要作用。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亦根源于马克思,却意在突出"文化渗透"在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中的特殊意义。将深刻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融合新时代中国实际予以解读,进而探知其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的现实意义,尤为必要。     

论“台独”话语权对岛内政治生态的影响

“台独”分子炮制种种谬论而建构起了一套“台独”话语体系,通过不断推广和强化这套理念,掌握了岛内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并对岛内的政治生态产生了重大影响。民进党虽然始终不放弃“台独”主张,但随着“台独”话语权的强弱而不断调整两岸论述;国民党在“台独”话语权的压力下,也不得不进行“本土化”论述。“台独”话语权作为一种重要的权力形态,对公共权力的运行产生强力的制约作用,严重破坏了正常的民主秩序,成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巨大障碍。     

浅谈对国有企业行政权力的监督

近些年来,随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发展,对国有企业领导权力的监督制约较之过去有所加强,但是,在整个企业监督工作中依然是个薄弱环节。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采取多种措施,既要加强体制、机制、制度方面的建设,也要解决上上下下的思想认识问题,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社会环境。一、加强宣传教育,提高监督双方的思想认识是前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企的改革和发展,离不开产权的转移、重组和交易,离不开资金运作、生产经营和收入分配,在这些微观经济运行的各个环节中,都是权力在发生作用。权力的运用是领导的一项主要任务。…     

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要从国家权力的高度看待意识形态领导权。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就是要发挥意识形态对国家权力的建构功能,实现对国家权力的形象塑造、体系建构、合法性辩护和运转支持等。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涉及意识形态与民众之间、意识形态之间以及意识形态与国家制度之间三个方面的关系。在实践中,要实现彰显思想魅力与掌控意识形态资源协同推进、强制手段与非强制手段共同发力、思想指引与制度建构有机融合。     

中产阶级是如何掌握西方文化领导权的

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的那场由在校大学生发起的文化运动,并没有随时间的流逝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尽管事隔多年,资产阶级老右派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仍耿耿于怀：在60年代,人们看到了反文化这种“新”现象。     

我国宗教领域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的有效路径探析

宗教领域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做好宗教领域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着力加强思想引领。加强宗教领域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要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基本遵循,科学推进宗教中国化、法治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打击各类非法宗教活动;全面提高宗教管理人员队伍和教职人员队伍能力素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确保宗教宣传正确方向。     

一九二七年后社会科学运动与中共文化领导权的建立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之后,在社会科学运动推动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出现了新高潮。马克思主义尤其唯物辩证法,被中国共产党之外的社会科学界所接受,其中就不乏持有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士。国共两党虽然在意识形态上针锋相对,但在政治文化方面的认识却相对一致,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话语是其中的关键。国民党始终未能摆脱这种政治文化的影响,也就无法有效遏制与之紧密相连的社会科学运动。193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优势地位的确立,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共产党对国民党“文化领导权”的取代,为共产党最终战胜国民党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