剥离还是吸纳:政府部门与社会组织关系转变

政府部门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是不断变化的,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在宏观层面,政府部门与社会组织关系是一个从国家主义到法团主义的变化过程;在中观层面,政府部门对社会组织的监管从科层管理体制到双重管理体制再到分类控制体系;在具体运作的微观层面,双方的关系是一个从事业单位到挂靠单位再到枢纽型社会组织的过程。其间,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缓慢剥离,整个变化过程的动力来源于治理主体的变化和治理技术的创新,背后的机制则是分散治理风险和降低治理成本。     

中国行政风险规制及其司法审查难题

近年来,行政风险规制在我国逐步兴起并迅速发展。规制风险,是现代政府的应尽之责。行政风险规制有其必要性,但与行政风险规制相伴随的行政权力的扩大和行政方式的改变,为这一新兴的行政行为之司法审查制度带来新的挑战,加上我国司法审查制度的特殊性,使得这一问题在我国呈现为特殊难题,在今后的司法改革中,应对其作出回应。     

中国企业海外业务融资风险防范分析——以广西海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为例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政府始终支持企业走出去发展战略,国家不断完善国内企业海外业务的各项扶持措施和优惠政策,不少企业在开拓海外业务过程中,还常因为在项目签订或融资策略的管理和执行过程中没有充分考虑风险的规避和防范,出现公司利益受损的现象。如何在融资过程中的风险防范,克服当前困难,把握机遇,赢得发展,是值得每个有海外业务企业研究的课题。     

“一带一路”建设要关注法治环境

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一带一路建设的本质是中国融入世界,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在这个过程中,要重视国际投资环境。中国企业要研究、适应和融入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社会环境及法治环境,以法治为一带一路保驾护航,加快国内立法,关注双边协定的签署,正确认识并化解风险,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促进中国企业走向世界。     

抵御执政风险视角下的巡视制度

2013年7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进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发出了＂赶考远未结束＂的感叹,再一次强调党面临执政风险的考验,要成功抵御执政风险,巩固执政地位。巡视制度作为党内重要的监督制度,其产生与发展与党对抵御执政风险的认识存在密切联系,也对成功抵御执政风险具有重大意义。因此,以抵御执政风险为视角研究巡视制度,不仅可以推动巡视制度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可以更好地思考抵御执政风险的制度建设问题。     

论作为行政处罚种类的交通违法记分

交通违法累计记分是交通违法处理中一种常见的行为。目前学术界和实务界对该行为的性质争议颇大,实践中其面临着救济缺失和代扣分产业猖獗两大难题。如何确定违章记分行为的性质?通过分析累计记分制度的法律构造可知,将其法律属性界定为行政许可监督行为、行政事实行为等是不恰当的。交通违法记分应定性为一种行政处罚,且是交通行政处罚的并列主罚。据此理解展开制度建构,有助于对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法律规制和诉讼救济,进而推动行政处罚理论的发展。     

工程公司国际化拓展中的风险管控问题研究——以中国昆仑工程公司为例

随着企业国际化竞争日趋激烈,中国企业的海外市场拓展必然会遇到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等环境变化带来的各种风险,有效评估东道国环境,科学进行项目决策,准确识别经营环境和企业经营的主要风险,采取切实可行的风险应对措施,从而实现企业保值增值和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是国家“走出去”战略成功的本质所在.     

构建科学的地方政府债务目标管理体系

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目标不是消除地方政府债务,而是如何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地方政府职能。因此,建立科学的地方政府债务目标管理体系意义深远。科学的地方政府债务的目标管理体系包括四个维度,即规范、适度、透明和高效。通过构建科学的地方政府债务目标管理体系,实现地方政府债务的适度规模扩张,同时又优化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管理,从而促进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专利侵权损害赔偿额计算中的技术分摊规则

技术分摊是专利侵权损害赔偿额计算中适用的规则,它剔除了非专利因素创造的利润,使赔偿数额的计算更为科学合理.在英美法系的美国和大陆法系的日本,技术分摊规则的理论研究和司法运用有着悠久的历史,形成了许多技术分摊规则的理论学说和经典判词,颇具借鉴意义.我国司法实务中已经出现适用技术分摊规则的案例,但其操作比较粗放、随意,建议我国以市场价值分析法确定技术分摊比例,并由侵权人承担举证责任,以使损害赔偿额的计算更加精细化、科学化.     

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最大风险:城乡矛盾内化

中国城镇化的最大风险,是城乡矛盾内化,就是在城市不断走向繁荣的过程中,不能真正解决农民市民化问题,而是留下一个庞大而特殊的底层城市人群,从而使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差别的矛盾转化为城市体系内部更加复杂、更加棘手的社会矛盾.目前国内新一轮城市化投资结构加上政府的行政偏好,正在引导城市建设向高端化方向发展,无论是大城市还是中小城镇的发展态势,都同大规模促进农民转变为市民形成了一个明显的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