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同·感同·理同——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方法反思

"同情的理解"为我们研究古人和古文提供了必要的前提与基础.由于对"同情"的不恰当的理解,导致许多误解与曲解;要想真正地走近古人、走向古文,还必须设身处地,与古人情同、感同与理同,实现有效而平等的交流与对话.     

刘少奇与马列学院

１９４８年７月，刘少奇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主持创办了马列学院并任院长直至１９５３年。他遵循毛泽东主办延安中央党校的办学方针和根据新的情况，作了新的发挥，在办学上有新的特点。在教学方法方面，刘少奇主张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修能力，进行启发式的教学。强调以自学为主，鼓励学生自由进行辩论，通过辩论与争论去解决理论上的分歧。他明确提出马列学院的任务，一是系统的学习理论，二是端正思想作风。在学习理论的过程中，要始终注意联系自己的思想与工作实际，检查与克服自己在思想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加强党性修养。     

从刘勰与梁启超的文学趣味论审视当代中国文化

虽然原创研究应该是以创造当代中国原理、概念、范畴为目标,但就原创是一个古代和中国现代文论很少涉及的话题以及将原创的努力作为一个积累而逐步深化的过程而言,以下八位学者从不同的视角为理论原创问题的研究贡献了彼此独立而又相关联的思考:袁济喜、姚文放分别就原创的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做了挖掘;刘顺利、韩德民通过姚永朴、宗白华对中国现代文论和美学的资源做了新的阐发;张锡坤则致力于中西方文论的打通;张伟则致力于美学原创的综合方法的思考;何平就原创如何应对当下的文学批评问题发表了看法;张震则就文学性问题初步展开了个人化的理解与建构.     

符号学的文论之维

索绪尔、皮尔士和卡西尔等符号学家分别提出了自己的符号学思想,他们虽然论述各异,但在符号学的诸多层面仍可达成一致。就文学研究而言,符号学既可准确揭示文学语言的特性,又能确定文学符号的意指规约。这种“超乎语言之外,又贯乎语言之中”的独特品格,让其与当代西方文论逐渐融为一体,具备了西方文论的功能,在文学和文化研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关于在非公有制经济中建立健全党组织的几个问题

本文论述了加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提出了应遵循的指导思想和原则,以及应注意的问题。强调要积极研究与探索在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印度佛教圆观念的中国化与中国古代文论圆范畴的建构

佛教的“圆”观念,在中国古代文论“圆”范畴的建构与形成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其作用的过程是这样的,首先是外来的印度佛教“圆”观与中国固有的“圆”观念相互融合,产生了中国化的佛教“圆”观念。然后是这一中国化了的佛教“圆”观念,又通过激活和强化中国人的“圆”观念的方式,以三种途径参与到中国古代文论“圆”范畴的建构中去。在经过文论家们的一番诗学化的改造和转化之后,佛教的“圆”范畴就转变为了审美的文论“圆”范畴了,“圆”也就因此而由一个普通的词,升华为一个文论的审美范畴了。     

中国古代文论在现代文艺理论中的融通与转换

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性转换,并不是要西化,绝不能离开民族特色这个根,而是要在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的融通中实现转换,比如言志抒情理论的延伸与转换、意境理论的发展与运用、文艺社会功能的拓展及其特殊性、神思妙悟式艺术思维的肯定等.     

从古代传统到当代资源——“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研究述评

“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一命题 ,自 2 0世纪 80年代由文艺理论工作者提出之后 ,一直受到学术界的热切关注 ,并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本文即围绕“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学理背景、内涵、关键、途径、目标和方向等基本内容进行综合性评述。     

中国古代文论言说主体心理动机分析

文论言说主体对文学现象所关注的焦点、角度以及方法,总是与批评主体的现实存在问题密切相关。不同时期、不同阶层的言说主体具有不同的社会角色意识和自我身份期待。古代士人进行文论言说的心理动机主要表现为载道型、实用型、审美型等层次。     

论戈德曼的发生学结构主义文学社会学

法国文艺理论家吕西安·戈德曼倡导的发生学结构主义,是20世纪西方文艺社会学流派中重要的一支。其理论特色表现在:在价值立场上,它融文学研究的科学主义精神和人文主义精神为一体;在方法论上,它坚持文本结构分析和社会历史结构分析相结合、理解和解释相统一的原则,从而既克服了形式主义批评的"非历史化",又克服了社会-历史分析的"泛文本化"倾向。简而言之,戈德曼文论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科学和人文、历史和审美之间的辩证综合。戈德曼发生学结构主义文学社会学的这种特质,正好与当代文论发展的要求和趋势相吻合。因此,它可以为当代文艺理论研究乃至文艺学学科建设指明方向和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