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战国时期的狱政思想

战国时期各国的政治家、思想家辈出,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法家。战国时期的狱政思想主要是法家的法治思想。代表人物有商鞅、韩非等人,主要狱政思想为"事断于法","刑无等级","重刑轻罪"等等。战国时期的监狱制定和实施了残酷无比的赤裸裸的酷法严刑,使法家的刑法思想在监狱管理上得到充分体现。     

韩美同盟的现状:以战略同盟构想为中心

本文旨在以李明博政府的韩美战略同盟构想为中心,对韩美同盟的现状进行探讨。李明博政府正力图将现有韩美安保同盟发展为一揽子战略同盟,以此提升国力。由于面临着霸权的现实性局限,深感全球层面的同盟合作变得更加切合实际的美国奥巴马政府正在接受这一构想,但是对于具体的方案,两国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而这一点正是本文的要旨之所在。     

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转变的根本逻辑与手段——兼论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

奥巴马政府对华战略的变化,更多的是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转变的一个延续。冷战后,美国不断开辟新领域,试图将中国塑造为敌人或对手,但屡战屡败,导致多届美国政府对华战略在任期内和问题领域内的双重起伏。美国对华战略转变背后的根本逻辑是美国民族主义化的爱国主义,其具体手段是安全化理论所论述的安全化/非安全化。它曾经并将继续主导美国的对华战略转变。在两国共建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和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的同时,这一逻辑和手段可能导致双方在三个领域内的潜在争端:双边关系领域内的气候变化与能源—环境、中国制造产品等议题;多边关系中中美关系涉及的第三方因素;中美在国际体系规范领域的斗争。     

新见秦代吏治律令探论——基于《岳麓书院藏秦简》(陆)的秦令考察

秦代以吏治严明著称,即将出版的《岳麓书院藏秦简》(陆)一书中大量的秦律令文献再一次给秦代的吏治研究提供了崭新的材料。这些新见的秦令条文,涉及到秦代惩治狱吏贪腐,限制吏员陪同人数,禁止吏员与民争利等多方面的法律规定,仔细解读这些秦令条文,既可了解秦代以法令形式严明吏治的方式和作为,又可给现代的行政制度管理提供参考和借鉴。     

浅析《治安管理处罚法》三大亮点

《治安管理处罚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相比有三大亮点:与其它相关法律衔接更加紧密;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规定更具理性化;进一步加强执法监督和注重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 更具人性化。     

行政给付中的行政行为

我国应建立与福利国家、积极国家以及给付行政模式相适应的行政给付行为理论。这就必须改变传统理论中将行政给付定位于行政救助和行政物质帮助的不正确做法,拓展行政给付行为范畴,增强政府的授益性。为此,应将行政给付行为界分为行政给付行为、行政给付相关行为和行政给付效果行为。     

特朗普政府对华军事战略评析及对策思考

在国际政治正重回“大国竞争时代”的背景下,美国已将中国视为全球、全方位、首要战略竞争对手。特朗普政府对华军事战略包括军事战略目标、地缘战略重点、军力资源配置、作战思想、军事装备技术竞争等多方面内容,在美国对华战略判断日益消极的前提下,中国军力的发展、战略空间的拓展以及中美战略竞争将受到深远影响。针对中美实力对比、管控中美战略竞争、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中美军事冲突等,我们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和战略自信,自主回应“大国竞争”,军、政、经等多领域配合,“拆解”美国对华军事战略、努力寻找和扩大中美共同利益,缓解美国对华敌意。     

自动化行政方式下的行政处罚:挑战与回应

基于行政处罚的负担行政属性,部分自动化是现阶段自动化行政处罚的主流形态。自动化行政方式的高效可能导致处罚密度失衡,需要建立处罚标准动态调整机制予以平衡。在自动化行政时代,需要坚持和发展正当程序原则,以解决在程序与证据方面面临的挑战。自动化行政对于数据的依赖与行政处罚中的数据特殊限制形成了悖论,应当通过将数据纳入公物法规制与扩张个人数据权利等方式,完善数据法治。在责任方面,自动化行政处罚错误时的责任主体仍然是行政主体,归责原则应当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     

儒家和谐治理观与国家治理的制度化--从制度文明视角扬弃传统和谐治理观

儒家和谐治理观对历史中国和现代东亚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并可以为当今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但由于其存在着理论与制度不同构、制度资源太少的根本性缺陷,不能作为解决当今社会政治问题的现成方案。欲实现社会和谐和长治久安,必须重构现代治理观,走出重“政治人”建设轻政治制度建设的历史误区,开辟一条靠制度执政、靠制度治国的新路。制度建设和创新的核心是民主与法治,其中又以党和政府的制度改革为重点。对战略策略作出理性化的选择,则是制度变革成败的关键。     

物业税税制改革的财政公共管理体制困境探析——地方政府“逆向软预算约束”的分析框架

运用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探索了制约我国物业税税制改革的财政公共管理体制中的约束机制,得出结论如下:不规范的财政分权改革的直接后果造成了地方政府预算软约束和"逆向软预算约束",而分税制改革给地方政府收入结构带来的"驱赶效应"以及地方政府事实上具有获取体制外资源的强大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又强化了地方政府的"逆向软预算约束"机制.在上述财政管理体制环境中进行物业税改革自然步履维艰,因为地方政府"逆向软预算约束"机制是制约物业税税制改革的直接原因;不彻底的财政分权体制缺陷是制约物业税税制改革的根本原因;社会约束不力以及相关制度设计缺陷是制约物业税税制改革的外在原因;税制设计严重老化是制约物业税税制发展的内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