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政府监管的行为法经济学分析——“成本收益国家”在“行为时代”的人性化改革

奥巴马政府以行为科学和行为法经济学的成果为科学基础，从完善监管和监管审查，促进国际监管合作，以及减少监管负担三个主要方面进行了政府监管改革。这是对成本收益分析传统的完善和补充，是一种更加符合行为法经济学实证和规范要求的人性化和合理化政府监管模式。     

提升政府公信力的路径探析

政府公信力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础,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重要保障,更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在社会转型期的今天,应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加快政治文化建设,提升政府公信力。     

浅析突发事件处理中政府与媒体的沟通策略

在突发事件的处理过程中，政府部门能否成功与媒体沟通、把握舆论导向已经成为决定突发事件处理效果的关键因素。因此在突发事件的处理中，政府应该要掌握与媒体沟通的各种策略。主要体现为政府与媒体沟通中的信息掌控策略——主动提供；政府与媒体沟通中的信息处理策略——真实有效；政府与媒体沟通中的信息发布策略——及时渐进；政府与媒体沟通中的信息提供策略——口径一致；政府与媒体沟通中的信息表达策略——有人情味；政府与媒体沟通中的信息选择策略——勇于担当。     

以人民为中心的互联网+智慧政务服务探索

互联网的普及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各级政府围绕“以人民为中心”提供政务服务提供了有利条件。互联网+智慧政务服务网通过县(区)、乡镇(街办)、村(社区)三级联动的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政务服务平台,克服了青壮年常年在外务工的现实环境,让政务服务伸到人民身边;跨越了山大沟深的地理环境,让政务服务进入人民家中;突破了人居分散的社会环境,让政务服务深入人民心中。互联网+智慧政务服务是新时代不断满足城乡居民个性化、多元化政务服务新需求,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成功实践和新的路径。     

新思想库与奥巴马政府的亚洲政策决策——以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为例

在美国对外政策决策体系中,思想库在政策理念创新、人才储备、打造政策辩论平台以及教育和引导公众等方面具有非凡的作用。新近兴起的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对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政策影响巨大。该中心的亚洲政策研究强调务实的态度,注重美国对亚洲事务的重新"参与",倡导强化和升级美国在亚洲的联盟关系,推动美国积极介入地区多边制度,其政策建议通过"旋转门制度"等对当前美国的亚洲政策决策产生了深刻影响。     

“省直管县”改革背景下的地级市:定位、职能及其匹配

"省直管县"是我国"十二五"期间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学术界对改革后地级市的角色定位和职能转变研究较少,这与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本文认为,应将"省直管县"后的地级市定位为"城乡分治、市县并置"格局下的"区域增长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逐步裁撤涉农职能,强化宏观调控职能,重视文化教育职能,突出公共服务职能,通过行政区划的渐进调整、省级政府的职能转变以及市县关系的重新建构体现其定位与职能的匹配性。     

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赔偿过程中的政府职能

近年来,有些地方人民政府在处理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的过程中,就受害人的民事赔偿事宜采取了诸多举措,如决定赔偿金额、支付赔偿金或综合帮扶资金等。这些举措虽可使受害人获得及时、适当甚至高额的赔偿,但同时也会影响我国基本的法律秩序、限制当事人的民事处分权利、导致社会不公,有时还可能成为地方有些官员平息民怨、为自己开脱政治责任的方式。尽管如此,地方人民政府适当介入重特大事故民事赔偿事宜有其必要,只是应在法制的框架内运作,主要发挥督促、协调和配合三大功能。     

定位、偏差与校正——谈《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实施过程中的政府角色定位

虽然《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已颁布实行,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暴力拆迁事件的发生。究其根源是地方政府对自身角色定位出现了偏差。因此,只有明确地方政府的合理角色,分析角色偏差产生的原因,提出针对性的校正措施,才能解决拆迁各方的矛盾和冲突,保护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顺利推进我国城市化的进程。     

理解公共行政的新维度:政府与社会的互动

长期以来,对公共行政的理解是一种从政府角度的理解,其主旨是以官僚为中心,二分法和三个途径说是这一理解的代表性观点。随着新公共管理和治理的出现,这种传统的理解已经不足以对公共行政进行全面而准确的解释。公共行政生态的变化需要一种新的理解,即超越政府,从政府与社会组织共治的角度去加以理解,以期对公共行政有一种更全面的解释,并从中发现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     

Negotiating normative premises in democracy promotion: Venezuela and the Inter-American Democratic Charter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ses negotiations on democracy promotion by looking at the case of the Inter-American Democratic Charter. It argues that Venezuela contested the concept of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during the Charter negotiations, advancing the notion of “participatory and protagonist democracy” and that, even if it was unsuccessful in its demands, the country contributed to deepening the debate on the concept of democracy, on which there is far from worldwide consensus. The article suggests that the main drivers of the negotiation process and the final agreement were domestic political changes in Venezuela, specific features of the negotiations, and the structural position of Venezuela in the field of democracy promotion in the global and regional contexts, which were, at the time, favourable to a compromising attitude to conclusion of the Charter, even if not to the concept of democra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