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溢出理论与公共管理学基础理论的构建

需求溢出理论的提出,意在弥补公共管理学基础理论薄弱的问题,尤其是弥补当前公共管理的流行理论在政府职能定位方面的不足。需求溢出理论主张:个人需求超出其本人及家庭的满足能力即为需求溢出,个人的需求溢出生成社会的公共事务,解决个人的需求溢出问题是公共管理的终极使命;当合法的个人需求之间发生冲突,具有压倒性正义优势因而需要由公共权力来维护的一方的需求溢出,即为公共利益。由此,需求溢出理论以个人的需求溢出为标尺,对政府的职能定位提出了比其他理论更为明确的方向性指导,因而更宜作为公共管理学的基础理论。     

从汉冶萍公司兴衰看晚清宪政缺失与悲情

清末洋务工业化运动,由于落后生产关系与相对先进生产力的悖离,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折腾后最终归于沉寂,被世界誉为"亚洲第一雄厂"且为大清帝国第一家股份制改制企业的汉冶萍钢铁煤联营公司仍然难逃倒闭破产的厄运。缘何自近代洋务始的国有企业均易短祚而亡,一直为学术界所重。清末政治精英与商务精英们共同创设了汉冶萍公司,但由于其晚清帝国近代化先天准备不足和基本政治制度的宪政缺失,在西方列强武力与资本裹挟的双重夹击中崩俎。本文意欲以汉冶萍为范例,寻绎晚清民族自强求富与变法救国宪政缺失的内在原因。     

电子警察法律问题研究

"电子警察"的使用对维护道路交通秩序、保障交通安全功不可没,然而,由于不规范执法因素的存在,导致"电子警察"获取的资料在作为证据使用时遇到了法律的挑战,这就需要尽快制定有关"电子警察"的立法.     

运用讯问语言的法律界限探析

在侦查讯问中,讯问语言既是沟通讯问人员与犯罪嫌疑人的信息载体,也是体现和实施讯问谋略和方法的有效工具。但在讯问中必须严格把握合法的语言暗示、启发和非法讯问中引供的界限;把握讯问人员策略地承诺与非法诱供的界限;把握合法的证据口头宣示方式和指名指事问供的非法讯问的界限,以保障讯问活动合法、顺利地进行。     

建构警方传媒监督的良性运作机制探析

警方传媒监督良性运作机制就是警方与传媒的良性互动机制,使各自积极的社会功效在合作过程中得以顺利实现并充分补强,将两者之间因分歧和冲突而产生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限度,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规范传媒机构和传媒监督,包括培养行业自律,坚持“政治家办报方针”;明确传媒监督的重点;把握传媒监督工作的策略;(二)建立健全公安新闻保护机制,包括严格队伍管理和坚持正面主动的舆论导向;建立快速、有效的应对舆论监督的反应机制;建立被传媒机构侵害的救济机制;普遍建立健全新闻发言人制度。     

“黑哨”行为不能以犯罪论处

"黑哨"行为不仅备受足球运动领域有关人士的关注,而且,在法学界亦为百家争鸣.为数不少的学者认为,黑哨行为已构成受贿罪或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对于黑哨行为,本文作者认为不能以犯罪论处.对于前者(受贿罪),作者从黑哨裁判员的独特身份及明确中国足协的性质,黑哨裁判员与中国足协之间的关系以及足球裁判员受足协之托裁决比赛的行为等角度出发,否定了黑哨裁判员的受贿罪的主体资格.而对于后者(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作者则认为足球裁判员是履行其与中国足协所签订的合同关系.因而不符合犯罪构成的主体要件.     

权利,你为何向权力“下跪”——下跪事件的一种解读

现代语境下,政府权力的正当性基础在于公民为更好地保障自身权利而对政府进行权力授权。我国最近发生的几起群众为维护自身权利和利益向政府下跪的事件,却反映了我国某些地区公民权利与政府权力关系的某种程度的异化。究其原因,政府权力生发和运行的委托代理机制、权力实际行使者的人性因素、权力本身的特性乃至我国的官本位的文化传统都制造了政府权力异化的空间。矫正政府权力的异化,使公民维护权益不必"下跪",就应针对上述因素作出相应努力。     

权利，你为何向权力“下跪”——下跪事件的一种解读

现代语境下，政府权力的正当性基础在于公民为更好地保障自身权利而对政府进行权力授权。我国最近发生的几起群众为维护自身权利和利益向政府下跪的事件，却反映了我国某些地区公民权利与政府权力关系的某种程度的异化。究其原因，政府权力生发和运行的委托代理机制、权力实际行使者的人性因素、权力本身的特性乃至我国的官本位的文化传统都制造了政府权力异化的空间。矫正政府权力的异化，使公民维护权益不必“下跪”，就应针对上述因素作出相应努力。     

当代中美高校道德教育比较研究

中美两国始终把道德教育放在社会发展和学校教育的首要地位,在学校道德教育的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理论基础以及教育方法等方面都具有共同特征,但是由于政治制度、社会制度、价值观念、传统文化上的差异,这些方面又各有特色。这种对比研究对加强我国高校的思想道德教育及其管理,促进高校德育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Defending a cosmopolitanism without illusions. Reply to my critics

This essay engages with several critiques of my project a ‘cosmopolitanism without illusions.’ Who is the subject of rights? What are the objects of rights? Is there a distinction between human and moral rights? Furthermore, what is prior in this cosmopolitan account: democracy or human rights? Do democratic iterations exhaust the meaning of principles of rights? Finally, does the ‘scarf affair’ really signify the return of ‘political theology’ or have not such disputes always accompanied secularization and modernity? I argue that moral rights comprise more than human rights and that non-human beings such as animals can have moral rights claims against us. Democratic iterations and rights complement one another; neither is prior and that although debates about religion and secularization have been endemic to modernity, the return of references to Carl Schmitt’s ‘political theology’ is rather n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