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要标准”下改革罪犯分类制度的实践与思考

对罪犯实行分类，建立中西特色的监管改造工作模式，是适应世界行刑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首要标准”对提高监狱改造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这一视角出发，针对当前罪犯分类中存在分类过于简单、粗泛；分类管理制度不健全；分类未与处遇管理相衔接；分类存在明显的阻碍、干扰因素等问题作了阐释，提出完善罪犯分类法规制度；确定罪犯分类标准和分类过程；建立完整的罪犯分类体系；推进民警队伍专业化建设的思考。     

浅析西方议会的财政权及对完善我国人大监督制度的启示

西方各国议会的财政权是议会监督制约政府施政行为的有效手段之一，议会拥有这项权力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其内容主要包括征税、预算权和决算权，我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也拥有此项职权，但是还需进一步完善，使之成为人大监督政府的一把利剑。     

修改国家赔偿法应做到“与时俱进”

我国国家赔偿法的修改应与时俱进,应扩大赔偿范围,提高赔偿的标准,建立赔偿义务机关与赔偿金支付机关分离的制度,并解决国家赔偿确认难的问题。     

应积极发挥行政指导措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的作用——兼论通过行政管理方式创新提升政府的危机干预能力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需要积极适度、刚柔相济的政府干预;加强行政指导是提升政府的危机干预能力的一个切入着力点;行政管理方式创新是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理性选择;应当通过创新不断完善行政指导制度、提升政府的危机干预能力。     

论大学生法学认知能力的培养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法律改革与司法腐败已成为法律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国家和社会对高质量、大数量的法律人材的需求,使法学教育、法学学习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机遇.高等院校法学专业的学生如何学好法学,如何理清法学学习的性质、动机、方法无疑是应对挑战、抓住机遇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论金融危机环境下中国经济型酒店的现状及发展思路

近几年经济型酒店已成为国内酒店业的热点。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经济型酒店既面临着机遇，同时也面临着挑战。分析我国经济型酒店现状，并对其在金融危机下的发展思路进行了论述。     

国学考据学的证据法研究及展望——从一重证据法到四重证据法

本文论述人类学对传统的国学方法之开拓与更新：文学人类学和历史人类学作为现代以来的人文研究新范式。在方法论上与国学考据学相对接,经历了从20世纪初期的二重证据说,到90年代的三重证据说,人类学视野与方法的介入给国学带来的格局变化;再到21世纪初的四重证据说．描述跨学科潮流影响之下的文化整合认知范式出现及其意义,侧重在古史研究方面,梳理出从信古、疑古、释古到立体释古的四阶段发展演变轨迹。对立体释古范式的现阶段应用实践及其前景,结合人类学中新兴的物质文化研究和新史学发展潮流,作出学术评估与展望。     

量刑事实证明初论

量刑活动与定罪活动的相对独立性,决定了量刑事实的构成、量刑证据、量刑事实的证明要求以及量刑事实的运用等不同于定罪事实。量刑事实的证明一般奉行“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罪重事实的证明应达到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罪轻事实的证明达到优势证据标准即可。     

“烟民被拘案”呼唤理性对待裁量基准

"烟民被拘案"为澄清实践中存在的行政裁量基准认识误区提供了难得的鲜活素材。裁量基准的制度功能在于追求个案尤其是典型个案的正义,其要义是限制而非消灭一线行政执法机关的裁量空间。为了实现这些基本功能,应当倡导一种理性的裁量基准运作模式,通过主体间权限分工、智识资源整合、程序制度设计等方式提升基准对裁量滥用的遏制作用。     

商标侵权中“商标性使用”的地位与认定

明确商标性使用的是与非,既是解决新型商标纠纷的实践需求,也牵涉商标法原理的基本构造。基于法定主义的立场,商标侵权构成中的使用应当是商标性使用,即来源识别意义上的商标使用。商标性使用是商标侵权构成中与混淆可能性并列的一个独立要件。从理论上而言,商标性使用对应于商标财产化的程度,即对来源指示功能所产生的财产利益的保护。商标性使用的判断标准应采用行为人主体标准,行为人使用行为的定性需要进行主客观的综合考察。行为人的主观意图并非不可知悉,在法律构造上需要进行的是主观判断的客观化努力。行为人主体标准在涉外定牌加工、关键词广告等边界案件中具有很强的适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