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佐藤春夫的《星》看近代日本的中国想象

佐藤春夫的中国题材作品《星》是以中国闽南地区的民间传说"陈三五娘"为框架改编而成的,该作不仅寄寓了佐藤春夫个人的情感体验,同时也阐发了他的"东洋"美学。文章通过《星》与"陈三五娘"故事原型的比较分析发现,该作对"陈三五娘"故事做出3处改动,从中可见,第一、佐藤春夫的中国趣味仅仅是他的亚洲意识的载体;第二、东西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成为他的中国观的认知基础;第三、他依据达尔文的进化论这一西方近代主义的认知模式评价中国、判断价值优劣。由此可见,"中国"在近代日本历史上被严重地符号化乃至意识形态化,成为近代日本知识人试图对抗西方文明入侵,实现自我认同的手段和工具。     

《身见录》与《海国闻见录》之比较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十分贫乏。康熙六十年（1721），山西人樊守义著《身见录》。雍正八年（1730），福建人陈伦炯著《海国闻见录》。这是18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珍贵文献。有必要从作者身世、写作背景、撰著经过、写作目的、内容特色等方面，对这两部书进行比较分析。     

简论胡瑗的“大中之道”

"中"是宋代理学家胡瑗理学思想的重要基础。纵观胡瑗的所有论述,无不显示其"中"的底蕴。他把"中"看着是"正"的前提,无论是谈自然,还是言人事,都离不开一个"中"字。胡瑗一方面继承了中庸之道,另一方面又发明创造,把中庸之道改造为他所说的具有辩证思想的"大中之道"。     

宋代法律体系研究

宋朝前期,沿用唐代的法律体系。神宗元丰时期进行法制改革,采用新的立法模式,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法律体系,并于孝宗淳熙时臻于完善。宋代法律体系中各法律形式虽多沿用唐代的名称,但其中不少在编纂体例、部门法属性及效力和适用先后等方面均已发生重大变化。宋代法律体系弥补了唐代法律体系的某些不足,较唐代法律体系更为完善,具有更多的合理因素。     

论《梧桐雨》中的意象——兼及杂剧意象的特征与功能

《梧桐雨》是一部早期的元杂剧作品,作者的身份和所处的时代决定了它必然受到中国传统诗文的影响,而这种影响集中体现在作品对意象的大量使用上。但这些意象与传统的诗文又有区别,在形式上主要表现为意象的集中与整饬,在情感的表达上意在营造一种情景交融的戏剧效果,并通过意象的重复与强化构成整体上的象征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立法院的调整

抗战爆发以后,立法院因国家进入战时体制,在人员构成、权限、立法原则等方面进行了调整,总的趋势是立法院权力受到更多的削减与限制,国家的法制建设进程减缓甚至倒退。立法院一般侧重于非常时期的立法工作,颁布了大量有关的战时法令,随时修正各部门提交的法案,以适应抗战的需要。     

元代“约会”审判制度与多民族国家的治理

“约会”审判制度是元代创立的，规定不同户计，即不同职业、民族、宗教的主体之间因民事及轻微刑事纠纷发生诉讼时如何管辖和审理的制度。它形成于世祖时期，经成宗、武宗、仁宗时的发展而日趋完备。该制度实质是按户计分别管辖体制下的协调机制，在实施中虽存在一定的不足，但那不是该制度本身的问题，且该制度能适应元代对多民族国家治理及对某些特殊户计管理的需要，其合理性是主要的。     

陈云重视党内学习的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陈云党内学习的思想非常丰富,主要包括：学习是共产党人的责任,党内学习内容要突出重点,要特别重视学习方法。这些思想启示我们要切实改进和端正学风;注重学习和研究哲学;把握科学方法与途径。     

论徐灿词中的家国之思

在中国女性词史上,徐灿可与李清照相媲美,也是开拓词风的关键人物。她以悲壮的豪情、深隐幽微的意境以及俊爽的风格从事创作,故其词作———《拙政园诗馀》,兼具豪放与婉约的风格,突破传统闺秀词作纤细委婉的词风,含蓄蕴藉、意味深长。她在其词作中抒发的家国之思———怀乡之愁、亡国之音,均呈现出独特的风格,焕发出夺目的光彩。     

“朴定阳事件”与中朝之间的外交纷争

“朴定阳事件”是朝鲜政府试图摆脱清政府的干预，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一次外交行动。从1887年9月到1891年12月，中朝两国围绕着“朴定阳事件”，进行了长达4年之久的反复交涉。清政府在阻止朴定阳出国、遵守三条规则（“三端”）、惩治朴定阳三个环节上，作出了诸多努力。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化为泡影，最后只得以“不得委以重任”、“不准再充使臣之职”为台阶，尴尬收场。清政府在这场旷日持久交涉中的唯一收获，就是阻遏了朝鲜政府遣使驻扎欧洲的计划，勉强维护了宗主国的体面。该事件反映了朝鲜政府对清政府后期全面干预政策的不满与抗争，昭示了朝鲜谋求国家独立的坚定意志。它作为一杆标尺，验证了清政府对朝政策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