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三农“思想新探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陈云始终从战略高度、唯物史观的角度和辩证法角度论述"三农"问题,从而形成了有着自己特色的"三农"思想,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振兴"三农"之路.研究陈云"三农"思想,对当前制定正确的"三农"政策,正确解决好"三农"问题,推动农村的全面小康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浅析明代"家乐"问题

明代兴起的"家乐"与前代在勾栏瓦舍中戏班的演出有所不同,一方面这种形式为传统戏剧的改良提供了硬件的支持,另一方面它也有自身不可克服的弱点.基于自身优势,家乐在明中叶后盛极一时,但同时又因为先天缺陷,在清中叶就几近销声匿迹.     

从成功改造袁、王部队看毛泽东的策略思想

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阔胸怀和超人智慧,实施了对袁文才、王佐这两支农民武装的成功改造。在改造袁、王部队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一系列超人的策略思想。袁、王部队成功改造,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民国时期华侨投资国内公用事业的困境——以侨商陈子桢等人承领广州公共市场案为中心

民国时期的广州是孙中山及其追随者们着力打造的模范新都市,在市政建设方面虽有许多规划,但多因政府财政困难无法实现。而广东省作为侨乡,是华侨投资国内企业最多的省份,却少有华侨在广州的公用事业方面投资。本文通过分析侨商陈子桢等人承领广州全市市场案,认为广州市政当局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华侨对本来盈利就少的公用事业的投资。     

台湾省主席陈诚与蒋介石的合作与冲突

1949年,陈诚主政台湾近一年。期间,蒋介石背负失败之责,为美国所弃,众叛亲离。临危受命的陈诚,遵照蒋氏“继续革命”之指示,在台湾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为蒋介石的迁台与复出做了准备。与此同时,陈诚的权势日益膨胀,集党、政、军、财大权于一身,不仅遭到了政敌之反对,亦引起了蒋介石的疑忌,蒋陈之间冲突不断。在美国的要求下,蒋介石乘机以美援为借口,迫使陈诚让位于吴国桢,既满足了美方之要求,又削弱了陈诚之实权。     

宋慈《洗冤集录》产生的历史文化条件——纪念宋慈诞辰830周年

本文从历史、文化、地理、法律、个人等角度出发讨论宋慈及《洗冤集录》产生的条件。我国法医检验早期发展是宋慈及《洗冤集录》产生的历史条件,朱熹理学影响是宋慈及《洗冤集录》产生的文化条件,南宋建阳政治文化发展是宋慈及《洗冤集录》产生的地理条件,完善的南宋检验制度是宋慈及《洗冤集录》产生的法律条件,宋慈在《洗冤集录》中把个别的具体事例进行全体性、系统性综合是个人努力和总结的结果。因此,南宋时期出现宋慈及其《洗冤集录》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是历史必然和文化传承至一定阶段的产物,更是中华文化结晶和法医文化遗产。     

陈正人对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主要贡献

陈正人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他曾参与领导万安暴动,先后担任遂川县委书记和湘赣边特委副书记,领导遂川人民和湘赣边区开展武装斗争、建立民主政权、实行土地革命、进行党的建设,坚持正确的革命路线。红军主力下山后,他留在井冈山继续坚持斗争。他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陈云干部教育培训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陈云同志干部教育培训思想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干部教育培训的各个方面。主要包括要从事关革命与建设事业兴衰成败的高度来看待干部教育培训,把为革命和建设事业提供高素质的人才保证作为干部教育培训的出发点;要以培训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党政领导干部作为干部教育培训的目标;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原则,“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干部教育培训要把提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水平作为首要任务;要根据党的工作中心,从基层单位到中央,一齐动手抓干部教育培训;不仅要注重干部教育培训的层次性和针对性,还要注重干部教育培训方式方法的灵活多样性。陈云干部教育培训思想,对搞好新时期大规模培训干部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要继承和发展陈云干部教育培训思想,从事关全局的战略高度做好大规模培训干部工作,以提高执政能力为重点,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不断改革干部教育培训的方式方法,建立健全干部教育培训运行机制。     

实事求是的典范 --纪念陈云诞辰100周年

陈云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他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和作风,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他提出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灿烂光辉.     

南朝法制的创新及其影响兼论“南北朝诸律, 北优于南”说不能成立

南朝法制继承了晋律令的内容和体例,但从刘宋时起即开始形成一些新规定。梁、陈二代都制定了律令法典;梁律令在法典编纂体例方面有重要创新,特别是对《晋令》篇目的删修,开后世令典30篇(卷)体例之先河;梁、陈在重要法律制度上亦有许多创新。南朝法制对北周、隋、唐有深刻影响,是隋唐法制的主要渊源之一,在编纂体例和重要制度创新、文明程度及对后世的影响上均不在北朝之下,学界流行的“南北朝诸律,北优于南”说与历史事实不符,不能成立。